加深对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引导金融开放战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05—2021 年 2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结构性”驱动作用,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驱动作用尤其明显。与资本流动强度相比,金融业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促进效应更为显著。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果主要体现在中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金融开放对其驱动作用呈依次递增态势。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开放会通过激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渠道优化经济发展质效,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在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并且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存在非线性门限效应,当其跨过一定门限值之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驱动效果。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及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提供可靠的理论与经验依据。

通过构建古诺模型和斯蒂尔伯格模型两种框架并将设立风险投资的创新成功概率沿吸收能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内生化，本文对经典公司风险投资行为模型进行了拓展，藉此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的关系及母公司和行业异质性对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基于 2005-2017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及工具变量法等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通过组织替代和战略竞争的双重效应，中国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水平，在创立风险投资后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相对于非无风险投资企业更为明显的提升；（2）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自身吸收能力越大的企业，新创企业的知识创造对其基础研究越有价值，设立风险投资的组织替代效应越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行业竞争水平也有与吸收能力相同的调节作用，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对竞争对手创新空间的挤压效果更明显，战略竞争效应更显著，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无任何创新效果不同，高竞争行业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后其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明显提高；（3）大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更高的创新效应。本文还就如何提高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从资金支持和技术知识角度构建资金流和知识流网络，并进行多重网络解耦研究。利用我国创业板 2010-2019 年科技型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数据及专利数据，构建以科技金融网络代表企业所处的资金流网络，以知识网络代表企业所处的知识流网络，将企业技术创新嵌入在科技金融网络与知识网络的多重网络结构中，探讨企业科技金融网络与知识网络的关系特征和结构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科技金融网络联系强度和知识网络联系强度，分别对科技金融网络、知识网络结构特征与企业技术创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网络联系强度和中心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均具 有正向影响，知识网络联系强度和中心度均对企业技术创新呈倒 U 型影响；科技金融网络联系强度对科技金融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间正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正向调节知识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倒 U 型关系；知识网络联系强度负向调节科技金融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正向调节知识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倒 U 型关系。

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 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 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 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 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 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 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 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 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 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 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

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

本文以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的薪酬差距和政府补助的情况，并检验了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会对其薪酬差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府补助会显著增加高管薪酬，并显著扩大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高管薪酬增加的幅度显著高于普通员工薪酬的增长幅度，从而使国有企业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中，该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即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时支付了更高的高管薪酬，导致其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发现，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政府补助不但没有在社会再分配中起到对初级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初级分配的不公平。本文用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反映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以更细致的数据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论文以2007～200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代理成本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机理。结果发现：（1）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和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和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且市场化程度对税收负担与实物消费代理成本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2）在国有企业中，税收负担与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但与市场化程度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进一步发现，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闲暇消费代理成本对税收负担的正向影响关系。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市场化程度、企业产权性质以及股东管理层代理成本等因素会影响减税政策实施效果。

本文以2001~2008年A股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为样本，将以往对地方政府干预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研究拓展到官员任期。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呈现倒U型变化；并且官员任期对GDP增长较慢和R&D投入较少下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过度投资有倒U型的调节作用。对地方政府显性激励分组发现，在GDP增长较慢或R&D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官员任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但在财财政净收入较小的情况下却不明显，相反在财政净收入较大的情况下能发挥作用。进一步对官员来源、去向以及任职地区进行分组发现，来自地方的官员、没有获得晋升的官员以及在东部省份任职的官员其任期均与过度投资呈倒U型关系。本文以过度投资为视角解释了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可能的微观途径，也为这种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2005 和2006 年数据，研究了大股东控制 下的R&D 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关联性，本文重点分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属性和股权 制衡度对R&D 投入与市场价值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 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 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3）产权属性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负向调节 作用，但不显著；（4）股权制衡度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 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D 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 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对于国有制造业上 市公司来说，R&D 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若干建议。

：财务报告重述行为的发生是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反映。以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引发财务重述的治理诱因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调节效应的发挥。研究结果证实，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自主性治理创新机制可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对既定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治理效率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研究贡献在于突破了以往仅从公司价值视角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价值效应，以财务重述为研究出发点考察了代理人具体行为的驱动因素，深化了投资者关系管理价值效应的研究积累，同时拓展了财务重述的研究局限，投资者关系管理调节效应的衡量使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有助于全面了解财务重述发生的治理诱因及传导机制。在我国现阶段法律保护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应该鼓励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公司治理创新活动，提高上市公司治理质量，保护投资者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