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献关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长期陷于“赋能论”与“挤出论”的经验分歧，根源在于未识别二者非线性转换的均衡阈值，也缺乏对阈值生成机制与时变动因的理论阐释。本文构建土地财政与抵押约束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论证长期均衡收敛、短期制度偏离与非线性阈值切换三大核心命题；基于2000—2024年中国31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综合运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滚动窗口时变估计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全样本下房地产综合收益率的长期均衡中枢约为3.30%，95%置信区间为[3.06%, 3.51%]；收益率低于均衡中枢时，抵押品效应与财富效应占主导，每上升1个百分点带动工业营收增速提升0.398个百分点；收益率高于均衡中枢时，资金虹吸与成本推高效应占主导，每上升1个百分点带动工业营收增速回落0.197个百分点。受制度摩擦驱动，2000—2008年、2009—2016年、2017—2024年三个子区间短期门槛值分别为4.12%、3.67%与3.21%，偏离幅度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呈持续收敛态势。本文在统一框架内调和了两类对立的经验结论，为构建基于阈值识别的房地产调控体系提供了量化基准。

过去十多年，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中国城镇家庭住房财富快速上升。而创业对推动创新、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发现，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财富增加 10%，家庭新增创业的概率上升 5.7%。本文还发现，住房财富显著扩大了创业家庭的经营规模，提高了创业家庭的经营绩效，并且显著增加了雇佣劳动数量，降低了家庭成员在创业项目上的劳动供给。同时，住房财富降低了家庭创业失败的概率，提高了家庭未来创业的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在三四五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促进家庭创业作用更显著；住房财富对户主未接受高等教育、身体健康的家庭创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住房财富不仅对促进家庭新增创业有积极作用，还促进了家庭新增主动创业。住房财富对中年家庭的创业决策有积极影响，但是并没有显著促进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创业。本文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增加所带来的信贷效应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工商业信贷可得性和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创业。本文的结论表明，住房财富是促进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的助推器，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重视住房对家庭创业行为的潜在影响。

信任是交易和合作的基础，对制度运行有重要影响，但文献对信任的改变知之甚少。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1 至 2015 年的三期面板数据，以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变动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信任的破坏与重建。实证发现， 由于老农保系统性违约， 相比未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 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在新农保设立初期的参与概率降低 10.5 个百分点； 老农保缴费越多， 违约伤害越大， 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越低。随着新农保的推广，被违约的家庭逐渐重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逐年上升，并最终比没有参与过老农保的家庭高出 2.3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对个人样本稳健，并且不能被财富效应和风险因素解释。 地区法治水平和政府透明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传递和有效承诺是重建信任的重要机制。 进一步研究发现， 家庭自身的教育水平和信任偏好也有助于缓解先期违约导致信任破坏造成的影响。本文对于重建信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并购重组是企业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从2002年到2012年的11年的并购重组数据，按照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针对短期和长期效应，利用CAR和日历时间效应方法，研究了并购重组是否带来了股东财富的增加，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无论是并购公司还是目标公司，并购事件首次公告日后的股东财富显著降低，公告日是否休市对股东财富的短期效应影响显著；长期内，规模和账面市值比是影响股东财富效应的重要因素，规模较大的并购公司股东财富有显著增加，而高账面市值比的目标公司被并购后股东财富也会显著的增加。

虽然理论上认可在经理人股权激励中引入相对业绩评价有助于增进其激励效应， 但经验证据一直不足。而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的经理人股权激励实践为此提供了研究机会， 本文就利用此方面的相关数据来研究在经理人股权激励中引入相对业绩评价对股东财富增 长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市场对于经理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有显著为正的累计超额回 报（CAR），股权激励计划能给投资者带来正的财富效应；经相对业绩调整后的行权业绩条 件指标与CAR 显著正相关，但经理人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计划有效期、股权激励力度、 激励对象是否包含董事长等要素特征对CAR 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意味着，在经理人 股权激励中引入相对业绩评价确实有助于股东财富增长。

本文利用2000-2009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从整体来看，我国存在股市的财富效应，沪深A股总市值上涨1%带来人均消费0.0114%的增长，但当期消费水平主要由前期消费水平和当期收入决定；从结构来看，我国东部和中部大部分省份存在股市的财富效应，而西部只有少数省份存在股市的财富效应。因此，我们要防止股市大起大落，降低股市对经济的冲击。

本文首先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运用最优化方法推 导出央行利率政策最优反应函数，然后运用VAR 方法分析了股价、产出、通胀率和货币政 策的关系，最后运用State-Space 方法计算出央行应对资产价格的时变反应系数。笔者发现： 央行的最优利率政策应对资产价格做出非负反应，且反应系数大小与产出的利率弹性和资产 内在价值的利率弹性成负相关，与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等成正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价 显著地影响通货膨胀，利率相对于货币供应量来说能更有效地调控股价。

本文首先发现中国股市存在博彩（投机）溢价，且无法为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解释。尽管在组合构造期内，博彩型股票存在显著溢价，但组合的超额收益会迅速消失，并未给投资者（或投机者）带来持续的财富效应。基于知情交易概率测度，我们进一步发现中国股市的知情交易者驱动（或引发）了博彩型股票溢价；在组合构造后的月份，并没有明显的知情交易者存在，这意味着知情交易者在基于私人信息获利之后，那些随后进入市场的投资者（动量交易者）无法获得超额收益。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和全流通时代的到来，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人资产成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热点现象，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具有一虚增注人资产价值的强烈动机〕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将虚增注人资产价值与市场参与者的财富变化结合起来，分析了虚增注人资产价值的财富效应及动态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虚增注人资产价值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私人收益，降低了中小股东的财富;(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注人资产价值虚增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注人资产价值虚增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虚增注人资产价值为大股东带来的边际收益将超过社会总财富的边际收益。因此，大股东通过虚增注人资产价值实现了对中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导致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国内外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表明：并购在短期内能为目标公司带来显著的价值升值，而对升值的价值在长期内是否存在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的研究，只是针对目标公司。我们的“搭便车”模型显示，并购短期内能为目标公司带来显著的价值升值，但入主目标公司的股东最终并没有得到该部分升值。我们选取深市2001年发生并购的120个样本的14000多个数据，利用标准事件研究法，首先验证目标公司短期内是否有显著的超常收益，再验证该超常收益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我们的样本数据支持了该模型的结论：短期窗口内的超常收益达到21.63％，而长期窗口内的CAR则为-29.65％。这说明，该模型的理论假设和结论在我们的样本范围内是存在的。这样就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案：解决该搭便车问题，防止收购溢价流失的一个可能性方案是股权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