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 注的焦点。 本文将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纳入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同时施加短期 和长期识别假设，分析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 研究发现，在财政冲击发生的同 时，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增长率显著提高，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政策扩张时采取了宽松 货币的协调配合的策略。 依据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研 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 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 显著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 这一结论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对文 献中发现的财政拉动效应的经验事实给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解释， 也为积极财 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 制度优势，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通过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政策效 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公司债能否合理定价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公正、有效地运行。针对中国尚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在分析公司债信用利差时，除了关注微观因素外，更加应该重视宏观因素。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为2007年至2016年共10年的中国公司债到期收益率的周面板数据；宏观因素不仅包括如消费者物价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股票市场指数等传统宏观因素的指标，同时纳入了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影响力度日益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货币供应量、以及工业发电量等多维度的宏观指标。利用控制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以上宏观因素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方向和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结构化模型的解释力随公司债信用评级的降低而升高；货币供给量M1与M2的增幅与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为正相关，但回归结果不十分显著；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回归系数在不同评级的债券中出现了显著正负交替的现象，这可能是受中国市场主体近年来对持续的物价上涨，存在适应性与理性这两种不同的预期所致；在与公司债信用利差正相关的宏观因素中，除了采购经理人指数、沪深300股指以及工业发电量外，固定资产投资额最为显著，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公司债定价影响最大。

金融创新会对一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产生影响。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分析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具体影响、金融创新影响下货币供应量是否还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问题。实证结果得出金融创新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但是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可以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果优于货币供应量M1。

本文通过 VAR-MVGARCH模型和变参数模型研究了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分别 与货币供应量、汇率和利率的线性和波动关系，发现：汇率的变化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 的变动会产生显著线性影响，但是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变化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变动的 线性影响不大。尽管货币供应量、汇率和利率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但由于它们与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的相关性波动剧烈，同时考虑到不断变化货币政策“盯 住”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困难以及有悖于央行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和平稳性”的目标， 认为当前最好实施汇率工具去盯住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的均值变化，才容易产生显著效 果。

本文通过VAR-MVGARCH 模型和变参数模型研究了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分别 与货币供应量、汇率和利率的线性和波动关系，发现：汇率的变化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 的变动会产生显著线性影响，但是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变化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变动的 线性影响不大。尽管货币供应量、汇率和利率对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但由于它们与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的相关性波动剧烈，同时考虑到不断变化货币政策“盯 住”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困难以及有悖于央行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和平稳性”的目标， 认为当前最好实施汇率工具去盯住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的均值变化，才容易产生显著效 果。

本文构建了基于投资者异质性假定的股市泡沫模型，将投资者区分为“信息 观察者”和“惯性交易者”，并根据这两类投资者的相对势力变化来界定股市泡沫的“生长” 与“破灭”。基于此模型，本文根据我国 1998 年至 2009 年的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股 市投资者异质性的演化特征，据此判断我国股市泡沫的“生长”与“破灭”的交替变化过程， 同时还检验了股市泡沫对投资者异质性变化的动态影响。进而，本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因素 纳入实证框架，通过研究各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对投资者的异质性特征变化的影响，来考察各 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股市泡沫演变的效应。研究发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和利率等 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对于控制股市泡沫的“生长”，最为有效且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 是控制信贷规模的增速，而且愈早干预，效果愈显著。而利率工具对我国股市泡沫的干预基 本无效。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两市1997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数据，分别在二元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和Carhart(1997)四因子模型框架下检验了我国股市收益与市场流动性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单位流动性风险溢价存在显著的时变性，可区分为“低流动性β”和“高流动性β”区制；但是，当控制了Carhart四因子后，时变性仍然显著，低流动性β区制下的流动性溢价则不再显著。此外，我国股市存在流动性转移（flight to liquidity）现象。股市的高换手率、高波动和经济增长的放缓可对此时变性进行预测，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变量则不具前瞻性。

多数文献研究认为股票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通过股票市场达到预期目标。本文通过构建实际利率、货币供应量变动率和上证综指收益率的三元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施加长期约束，检验结论有利率不是纯粹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具有一定内生性，应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调节利率干预股市的效果要好于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效果，所以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以利率为主；我国股市市场化程度不高，不能反映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首先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运用最优化方法推 导出央行利率政策最优反应函数，然后运用VAR 方法分析了股价、产出、通胀率和货币政 策的关系，最后运用State-Space 方法计算出央行应对资产价格的时变反应系数。笔者发现： 央行的最优利率政策应对资产价格做出非负反应，且反应系数大小与产出的利率弹性和资产 内在价值的利率弹性成负相关，与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等成正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价 显著地影响通货膨胀，利率相对于货币供应量来说能更有效地调控股价。

本文分析1996年1月到2010年6月我国货币政策波动与股票市场波动的关系，首先运用ARFIMA-GJR-DCC-MGARCH模型测算利率、货币供应量、上证收益率和深证收益率的条件波动率和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然后利用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波动率与股票市场波动率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货币政策波动对股市波动的溢出效应明显，但股市波动对货币政策波动则基本没溢出效应。对于沪市来说，利率对它的波动溢出效应较货币供应量的更大，利率波动能解释其波动的16%，而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只能解释其波动的1.4%，而对于深市来说，货币供应量对它波动的溢出效应较利率的更大，并且货币供应量波动能解释深市波动的32%，而利率波动只能解释深市波动的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