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会对一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产生影响。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分析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具体影响、金融创新影响下货币供应量是否还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问题。实证结果得出金融创新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但是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可以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果优于货币供应量M1。

本文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企业产权性质出发，从微观层面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 传导机制。根据央行要求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和国库 券利率的变化，我们定义 2004、2006和 2007年为我国的货币政策紧缩阶段。本文发现相对 于以前研究中常用的企业规模，在我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可能是更好的企业融资能力的代理 变量。 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 更有可能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同时减少提供给客户的商业信用，以此作为替 代的融资方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账龄延长，尤其是 非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证据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化将对企业融资，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融资， 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更大程度上选择商业信用替代的融资方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 策在我国同样可以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理解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有助于 政策制定者们寻找更为切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在货币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 从而探讨了“价格之谜”产生的可能性，进而运用 VAR 模型分别从总量和行业层面分析了我国 1997-2008 年货币政策传导的价格效应。总量结果表明，利率政策的变化会产生明显的“价格之 谜”现象，持续期大约在半年左右；行业层面结果显示，“ 价格之谜”现象在行业层面的反应程 度更强、持续期更长，并根据现实数据给予了合理的解释，从而进一步支持了“价格之谜”产 生的可能性。为此，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框架体系，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 价格型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从而探讨了“价格之谜”产生的可能性，进而运用VAR模型分析了我国1997-2008年货币政策变化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对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传导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基本上能够得到实现，其中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利率政策的长期累积效应最强，而汇率政策的短期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利率政策的变化会产生明显的“价格之谜”现象，持续期大约在半年左右。为此，中央银行应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框架体系，综合运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最大限度地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M1、M2均符合可测性要求。基础货币、Ml、 M2的增长趋势， M1、M2层次的乘数及流通速度的稳定性检验，以及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与M1、M2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均表明，M1比M2更具可控性。关于M1、M2的相关性特征，（1）M1、M2均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协整关系，M1是实际GDP、通胀率的格兰杰原因，M2与实际GDP、通胀率则互为格兰杰原因。（2）通胀率对M1冲击具有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无正向响应。实际GDP对M1冲击有显著、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有不稳定的正向和负向响应。（3）超前一年的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与通胀率的变化正相关。M1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在大多数年份都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同步正相关。因此，我国仍应以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并要加强对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调控。

内容提要： 　　本文一改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体系唯一重要中介目标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构建一个同时将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两者都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的观点。文章围绕这一论题，研究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及其在货币政策体系中所应承载的功能，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没有得到经济理论界重视的经济背景，论证了改革开放来货币流通速度逐年下降但幅度逐渐减缓的经济规律并籍此得出了未来10年货币流通速度将实现由负增长向正增长转折性变化的结论。论文通过上述从理论到现实，从历史背景到未来趋势、从数据到图表的分析论述，较好地从理论和经济发展角度解决了货币流通速度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学术价值： 　　传统货币政策正在面临着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性挑战。论文构建的以货币流通速度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及其据此提出的稳定货币供应量、加快经济货币化进程、加大企业改革和扭亏减困力度、促进消费热点形成等政策取向，对于治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曾获九江市九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