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一改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体系唯一重要中介目标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构建一个同时将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两者都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的观点。文章围绕这一论题，研究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及其在货币政策体系中所应承载的功能，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没有得到经济理论界重视的经济背景，论证了改革开放来货币流通速度逐年下降但幅度逐渐减缓的经济规律并籍此得出了未来10年货币流通速度将实现由负增长向正增长转折性变化的结论。论文通过上述从理论到现实，从历史背景到未来趋势、从数据到图表的分析论述，较好地从理论和经济发展角度解决了货币流通速度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学术价值： 　　传统货币政策正在面临着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性挑战。论文构建的以货币流通速度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及其据此提出的稳定货币供应量、加快经济货币化进程、加大企业改革和扭亏减困力度、促进消费热点形成等政策取向，对于治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曾获九江市九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我国正在从“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变，消费的增长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奢侈品”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茅台公司是白酒酿造类上市公司中唯一家只生产高档白酒的企业，“消费升级”增加了对高档白酒需求，对公司增加产销量、提高市场占有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该公司近几年销售额连续上升，反映了“消费升级”对公司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公司在白酒酿造行业有全国性的品牌优势，“茅台”品牌是国内食品行业著名品牌，是该公司维持较高毛利率水平的重要保证，对未来的盈利和现金流量形成较强的保障。 在生产经营中，茅台公司对股东关联公司的依赖性正在增加，使该公司未来的盈利预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公司产品生产工艺特点，当年生产的自制半成品，要经过三年以上存放，目前公司的自制半成品不足以支持公司扩大生产的需要。因此，随着公司销量的增长，向集团购买老酒的数量将不断增加。其次，从原材料成本不断上升，与公司近两平均生产成本大幅下降的矛盾来看，该公司可能存在调节利润的现象。最后，该公司以较低的价格向下属销售公司销售白酒，以减少缴纳消费税，税务筹划影响公司净利润的30%左右。 该公司近几年表现出较低的负债水平和很高的偿债能力。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只有33.84%，在行业内同类上市公司中处于较低的水平，“预收账款”占总负债的48%，金额达10.36亿元，说明经销商对公司的信用情况十分有信心。公司未来合计资本支出约15亿元，预计公司将以帐上约28亿元货币资金及第年约9亿元经营现金流入作为支持。综合该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和负债率水平，其举债压力较小，而偿债能力很强。

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已陷入黔之驴的境地。面对日益严峻的需求不足、金融风险、就业危机、环境恶化和腐败盛行等棘手问题，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实施货币电子化和中央银行观控数据库管理系统，市场经济才能绝路逢生。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导途径的通畅。在中国利率非市场化、金融市场存在缺陷、银行贷款对绝大多数企业是不可替代的资金来源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途径、资本市场传导短期内尚难发挥作用，而银行贷款传导等信用渠道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信用传导途径不畅导致中国近年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不明显，因此，需要改善信用传导渠道阻滞的经济环境，进而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国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得出了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具有一定程度的下行空间。同时，本文引入了调整了的商品市场动态模型、货币市场动态模型和国际收支关系，这些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可选的研究开放经济系统的新思路。

在二级银行体系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存款大于贷款是很正常的现象。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大一统”银行制度及中国人民银行在正式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特殊的信贷管理体制，导致大量基础货币被金融机构直接用来发放贷款，这是造成我国长久以来出现“贷差”的原因。本文在总结目前国内有关“存差”的主要观点后指出，当前理论界认识上的混乱根源就是没有认清二级银行体系和信用货币创造过程与存贷差额形成的关系，为此本文从信用货币创造的原理出发，证明了基础货币运行途径的不同，尽管不会影响货币创造，但确是造成出现“存贷”或“贷差”现象的原因。本文还对我国1952年以来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经验分析，并结合1985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主要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美元的持续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使得出口量急剧膨胀。换句话说，中国正在不断的向其输出“通货紧缩”。 一，分析中国出口急剧增长原因为：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增长是中国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 二，日本通货紧缩由来已久：回顾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引出通货紧缩由来。 三，分析日本通货紧缩成因： 1，日本金融体系的不健全性 2，日本政府对金融的渗透 3，日本经济政策过失 接着引出：日本为了刺激出口而开始贬低其币值，但经济未能复苏，但此时日元贬值的空间已经很小，所以只有通过提高他国币值达到日元的相对再贬值。 最后评价了日本的做法的不恰当性。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国际贸易中价格传递效应的理论(孙立坚等,2003a)，通过考察中、日、美三国间进出口价格的相互影响来检验是否存在所谓中国“通缩出口”的现象。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稳健性(robustness)，论文除了保留自己前期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以外(孙立坚、江彦,2003)，如：工具变量(IV)、一般矩(GMM)、ARIMA预测等，还根据结构变化检验(Chow Test)的结果，将上述的这些方法分阶段来运用，同时，又进一步利用体系转换模型(Regime Switching Model)来考察受货币政策影响的三种价格环境的制约作用。另外，对冲击反应函数(VMA)又做了因素确定的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从而使得价格传递效应的动态特征被揭示得更为明显和更为充分。 鉴于上述比较严密的实证方法，我们得到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主张中国“通缩出口”论是基于传统的“支出转移效应”的宏观分析视角，但忽略了进出口企业的定价能力(PTM)等微观要素，所以，这种主张不符合数据反映的现实情况。其次，一国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稳定国内的物价环境来制约汇率和外国价格对本国价格的传递效应(Taylor’s rule)，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本文研究我国股票市场是否能够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传导渠道问题。文章分别从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和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这两个环节进行实证分析。第一环节的研究发现，货币供给量对股票价格走势有显著的影响；股票交易量和股票价格对货币需求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环节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虽然还不具有财富效应，但已显示出一定的投资效应。由此证明了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传导货币政策的功能。最后我们认为当前阶段货币政策应该密切关注股票市场的动向，但不应该直接干预股票市场的走势。

本文将结合中国第一支债券型基金运作的感受, 拟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与建设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建立独立的债券经纪人能较好地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 第二，提高债权融资在上市公司内部公司财务结构中的作用, 真正发挥机构投资者专家理财的优势。第三，尝试国债基础衍生工具，发展货币市场短期融资工具如商业票据等,促使形成国债基准利率曲线及资本市场的定价及避险的功能, 有效地管理好利率及信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