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系统风险的不断增大，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应对资产泡沫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一个具有理性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重点讨论了金融风险增大情况下，资产泡沫的成因及其宏观效应。我们从理论上证明，资产泡沫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带来的流动性短缺，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摩擦引致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资产泡沫本身又会加大整个金融系统风险，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威胁。将刚性兑付引入基准模型后，我们发现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刚性兑付会导致流动性充裕的投资者过度投机而引起所谓的“刚性泡沫”，泡沫资产的需求和价格与刚性兑付力度呈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刚性泡沫”在改善流动性短缺的同时，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救助行为面临取舍，并且最优救助力度随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大而降低。尤其是当金融系统风险足够大时，最优救助力度可能为负，即，最优政策干预应该打压资产泡沫的交易。以上分析表明，在高金融风险与资产泡沫并存的情况下，针对资本市场的救助政策需谨慎执行。

现代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借贷投资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和风险转移问题，这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形成泡沫。文章选择代表性投资者的借贷投资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引入贷款价值比（LTV）进一步扩展Allen-Gale模型，并用LTV的动态调整来说明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泡沫生成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通过模拟分析得出：利率不变时，LTV越大，资产价格泡沫程度越大；LTV不变时，利率越低，资产泡沫程度越大。因此，遏制资产价格泡沫的关键是降低LTV、提高利率。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地推行的通胀目标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价格的发散以及全球性通胀，利率的长期偏离又引致投机的盛行，低效的投资和资产泡沫的膨胀，当这种短期性增长不可持续时，经济将以危机收场，最终恢复至本来位置。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了具有非零通胀稳态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新凯恩斯模型，研究了财政支配机制中的最优通货膨胀，分析表明：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决定通胀，财政支配机制中的最优通货膨胀正向偏离稳态，而这种偏离是以财政对因通胀产生的资源配置扭曲性影响的效用补偿为前提的，即当财政对社会存在效用的补偿时，才具有正向偏离稳态的最优通胀，这是“适度的通胀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唯一理由。同时，最优的实际利率大于零，且最优的名义利率为通胀与实际资本回报的比例之和，财政的补偿性效应的存在并不对利率和通胀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即财政补偿效用和实际利率是对通胀所产生的资源配置的扭曲性影响的对价补偿。分析同时还表明财政和货币协作是治理通胀和平抑波动有效政策方式，通胀和利率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长期的偏离不导致社会福利恶化的唯一可能性条件是财政对社会的效用补偿。

投资者从银行借贷投资是现代金融市场的常态。信息不对称及其带来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和风险转移问题，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文章引入贷款比率进一步扩展了Allen-Gale模型，并用以说明贷款比率变化对资产价格泡沫生成的内在机理和所产生的影响；贷款比率越大，资产价格泡沫越大；并用具体数值进行了模拟实证检验。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推行通货膨胀目标政策，导致了今天的资产泡沫，价格的发散以及全球性通胀，而利率的长期偏离又可能再一次将世界经济拖入泥潭。本文建立了具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分析了Ramsey均衡下的最优通货膨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分析表明：开放经济中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为负的零边界，与之对应的最优名义利率为通胀与资本的实际回报比例之和，通胀和利率成配对最优关系，即通胀政策要求与之匹配的利率政策；同时，在开放经济中，Ramsey均衡的通胀和利率政策对本国的一价定律缺口及本国的贸易条件具有改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紧缩型的最优通胀和大于零的最优实际利率会引致开放经济中本国处于不利的外部均衡位置，而是具有更多的贸易条件优势，更重要的是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Ramsey均衡的通胀和利率政策将会使本国汇率具有贬值趋势，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稳定的优势。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的通胀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全球性通胀以及经济渐入下行通道，最终将导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以及社会福利的急剧恶化，而反映这一周期性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却也未能有效地解除危机的困扰。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具有非零通胀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结构特性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Ramsey均衡下的最优通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性最优通胀为零，确定性最优利率应该等于通胀与因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所获得的补偿之和；在Ramsey最优均衡下，最优通胀是一个相对于非零通胀稳态的紧缩率，并且紧缩的水平和程度在不同情形中呈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同时，最优通胀要求最优实际利率大于零，并且最优的实际货币数量应该等于零，即名义货币数量不大于通胀水平。我们还对比分析利率规则与货币增长率规则之间的区别，结果表明财政政策会增加通胀趋势效应，货币增长率规则所引致的经济波动要比利率规则高，而高的波动性给经济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使通胀超出非零稳态的最优水平。在一个更加前瞻的视角上，这一组最优关系中利率作为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的对价补偿，其长期的偏离最终可能会积聚资产泡沫为危机埋下隐患。

本文结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具体实际，构建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收入、收入风险和财富目标的消费函数,根据我国城镇从2002年到2008年31个省直辖市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面板数据，建立带有个体效应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而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估计上使得参数有效且一致。结论有，第一，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第二，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0.7786；第三，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第四，每个地区的个体效应差异较大，而且西部省份的个体效应较大。分地区来看，第一，全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比上海的0.3071、河南的0.2127和四川的0.3512都要低很多，这不仅说明了全国城镇居民的当期消费很少依赖于上一期的消费，而且说明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习惯有很多差异，呈现了区域的异质性；第二，全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 0.7786，比上海的0.6904、河南的0.7146和四川的0.5624要高很多，说明其当期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当期的消费。第三，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比上海的-0.0319（取绝对值）高一些，但是比四川的-0.0674、河南的-0.0750都要低，这不仅说明了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消费的弹性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呈现下降趋势，也说明了区域预防性储蓄的异质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的风险越大，他们的消费就越谨慎。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消费习惯是消费函数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消费习惯对我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过剩没有在中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有一定解释力，这些都很好地符合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现实。

在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的情况下，通过引入资产泡沫可以调整经济趋于动态有效。这就为控制资产泡沫带来一种干扰。本文在“AMSZ准则”扩展的基础上，用中国1985～2007年的数据做出检验，得出自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引入资产泡沫消除经济动态无效的不可取；而在提高劳动收入的基础上扩大消费需求才是正道。

资产价格泡沫是目前各国央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经济学界至今尚不能提供一种实时可信地识别泡沫的方法。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剧烈动荡，泡沫越来越成为引起全社会焦虑的主要问题之一。然而对于中国现阶段是否存在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这一问题却众说纷纭。如果不能早期实时地识别泡沫，央行在制定应对泡沫的政策方面就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与西方各种泡沫理论和方法不同，本文提出了明确的现实性的泡沫定义，通过对资产的不同类型需求的分析，论述了泡沫现象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简单的、早期的、没有虚假信号和漏测误差的实时识别泡沫的方法，并且用经验研究对该方法进行了初步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