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信用周期理论普遍将不动产抵押品视为信贷波动的核心驱动因素。中国宏观数据呈现出不同的经验特征：总量信贷增速与房价波动长期弱相关，抵押品渠道在总量层面近乎“隐形”。本文基于2008—2025年分部门信贷月度数据，结合NARDL模型、多重断点检验与门限回归方法，定位抵押品渠道的真实作用载体并量化其非对称强度。研究表明，逆周期调节显著平滑了总量信贷波动，总量层面不存在抵押品与信贷的长期均衡关系，渠道效应被整体稀释；抵押品渠道在住户部门显形，房价下行对住户信贷的收缩力度显著强于上行扩张效应，基准模型下抵押品非对称乘数（CAM）为1.55，跨16种滞后设定的稳健中位数为1.73。2014年信用锚转型后，住户信贷的抵押品弹性出现结构性跃升，分样本CAM由2.32升至2.79，结构突变在统计上高度显著。非金融企业信贷与房价基本脱钩，常态下对公端对住户端收缩的对冲比例仅约3%，总量隐形的主因是信号稀释而非反向对冲。机制分析显示，居民加杠杆行为的门限特征是非对称的核心根源，债务-通缩螺旋对下行冲击存在放大效应，银行资产组合多元化无法松动按揭合约内嵌的抵押约束，货币政策传导同样呈现“收紧有效、宽松乏力”的非对称特征。本文为理解中国信用周期的部门结构差异、优化逆周期调控工具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资产价格波动会影响企业净资产，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会恶化企业资产负债表，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资金需求，引起投资和产量萎缩，实体经济下滑。本文得到的宏观经验事实是资产价格波动单向影响实体经济波动，为此构建资产价格波动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微观理论模型，并进一步提供微观经验证据。结果表明：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并没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而只是冲击到融资能力弱的企业；实施新会计规则之后，资产价格波动借助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效果更明显。政策内涵是：公允价值会计规则会借助资产负债表放大资产价格波动效应，需要通过资本缓冲、前瞻性储备和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来解决；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需考虑私人经济主体是否具有资金需求，纳入资产负债表信息到政府经济政策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