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2-2011年季度数据为样本，以包含傅里叶级数的非线性面板SPSM单根检验为基本方法，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稳定性，旨在找出资本结构静态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不同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化特征存在差异，并且这一点在不同行业间表现更加明显，单一的静态权衡理论或优序融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基础。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金融发展指标的决定因素，证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对我国金融发展有显著的作用，其中财政赤字对经济货币化指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重新构造的金融相关比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以股票资产交易量衡量的资本市场发展指标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而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显著，政府的扩张性支出行为驱动的金融发展即使通过提高资本积累而不是资本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不容乐观的。

2001年之后，我国机构投资者正经历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针对之前屡屡发生的违规行为，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根据Grossman与Stiglitz（1980）等研究提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更直接的体现为通过知情人交易向市场传递信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考察机构投资者交易对股价中公司特有信息含量的影响，从信息的角度对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市场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检验。在控制了内生性、噪音等因素影响之后，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交易确实增加了股价中的公司特有信息含量，提高了市场的效率。本文加深了对我国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理解和认识，从更直接的角度验证了引入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监管者正确导向了机构投资者的行为。

文章通过对中美两国商业银行实际利差的比较， 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利差显著低于美国，并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除了银行经营方面的因素外，监管因素、政策方向、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以及金融环境等诸因素均是导致我国银行实际利差低于美国的原因。同时，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国法定利差与实际利差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实际利差应不断提高，而法定利差短期内已趋于稳定，长期来看，法定利差终将消失。

2007年3月至今，全球经济受次贷金融危机影响而未能延续增长势头，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经济体几乎陷入衰退，中国面临的巨大通涨压力亦在2008年第三季度出现逆转。其间，在国际金融市场接连遭受打击之余，我国资本市场的一泻千里使世人不得不深刻反思现有机制，探寻资本市场的新动力。纵观现有对我国资本市场新动力的大多建议，主要集中于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自主创新、金融混业、金融创新、人民币升值和中国经济高增长周期等，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新动力的探讨都忽略了在强化金融监管呼声不断高涨下，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健发展为己任的金融反垄断制度在次贷危机升级为金融危机后已得到国际越来越多的关注，更忽略了金融竞争对资本市场的巨大奠基作用，金融反垄断制度必将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动力。针对国内外金融市场正面临重大调整，尤有必要首先在国际层面厘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金融垄断本质及欧美经济体凸显金融反垄断执法，之后，以证券承销、创业版、金融控股公司和产业投资基金等规范宜溶入金融反垄断制度为视角，前瞻地评析现行资本市场的制度缺失，为后奥运时代中国资本市场注入新的强劲制度动力。

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私募基金由于对新兴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备受推崇，同时，因为私募基金规范过于滞后，使得我国将如何对其监管引发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中唯有中国能保持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当局再度启动了立法程序。目前，虽纵观各界对私募基金立法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但以金融反垄断审查为视角进而规范私募基金的思路却几无提及。 本文以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及规范进程为主线，借鉴并分析了美国对私募基金的界定，梳理了私募基金的运作脉络，融合了我国新兴出现的金融反垄断执法机制，吸纳了次贷危机进入新阶段后欧美金融反垄断执法的最新动向，从五方面前瞻地提出了我国私募基金立法的金融反垄断规制视角。

本文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文章首先简要回顾了相关研究，提出了资本市场可能影响收入分配的渠道，利用相关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我国资本市场对收入分配有影响，特别是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于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积极作用，不过总体上资本市场对于我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的作用还很小。资本市场指标和收入分配指标间有微弱的倒U关系。文章认为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是，我国尚属于低收入国家之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又处于转轨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发展尚不规范，特别是面向中小企业和农村的资本市场发展很薄弱，资本市场的信贷配给还较严重，等。文章提出，良好的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增长与公平的双赢。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金融，实现资本市场和谐发展，就必须加快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构筑和谐金融生态，加快金融创新，加快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和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农村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条件实现资本市场的广化效应， 这样才能实现惠及穷人和公平的经济增长。

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对企业价值和资源配置效率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企业融资偏好理论的简要回顾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描述，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从融资成本、资本市场发展的功能定位和融资制度安排分析了产生强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建议。

近几年来，开放式基金业务在国内逐步兴起和发展，国内投资者对这一投资品牌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的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全会决定方式系统全面阐述了资本市场发展方略，即将于2004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基金业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特殊的政策、法律时代背景下，面对资本市场低迷、股市的持续下挫，投资者对开放式基金的日渐关注，笔者认为开放式基金品牌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试从培育投资者忠诚度着手作一探讨，希望为促进基金业务理论和实践发展做一引玉之砖。

本文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从资本结构的角度进行了原因分析，其结果表明：在我国今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应着力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以最大化企业价值，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