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评级作为ESG相关的研究和决策的数据基础，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之一便是ESG评级分歧，即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家被评级企业给出的ESG评级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以ESG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为例，提出了分析ESG评级分歧影响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方法的框架。 理论上，本文提出ESG评级分歧会让市场认为企业没有规范透明的披露ESG信息，其真实ESG表现偏离ESG评级所代表的水平的风险更高，市场会对该风险要求一个溢价。在实证上，首先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数据，在控制了ESG评级均值、评级机构数量、以及其他企业特征之后，我们发现ESG评级的标准差上升会导致企业债务成本上升。第二， 我们利用政策冲击解决内生性。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ESG披露的规范性，我们用A股企业是否同时在香港上市和是否在2018年以后的交乘项作为ESG评级分歧的工具变量，发现结论仍然成立。第三，在控制代表了评级机构构成的一个交乘类别变量之后，此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仍然存在，且相比基准分析变化很小。这表明本文的发现与评级机构的构成关系不大，而主要来源在于企业自身ESG披露规范性的差异。第四，我们发现企业向市场发出规范披露信号时，该影响变弱。当企业的ESG披露经过第三方鉴证或者是符合GRI标准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都大为减少。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本研究发现企业信息披露规范程度越高，该评级分歧对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就越低。因此，企业自身可以通过改善ESG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程度，来削弱这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利用政策冲击的分析表明，监管可以加强对ESG信息披露规范程度的强制要求，减少市场对不规范披露带来的ESG实际表现背离评级表现的担忧。 本研究对ESG评级分歧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的框架，为该领域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企业ESG表现良好是否会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事关我国通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选取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从企业风险视角出发采用多种风险指标对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并进行不同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2）企业风险是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之一，即企业提高ESG表现能够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3）从宏观来看，企业所在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是上述影响机制成立的条件之一。（4）从行业来看，ESG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污染属性的行业之间具有异质性。（5）从微观来看，企业所有制对于ESG表现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本文深化了人们对“双碳”背景下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企业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企业重视和提升ESG表现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主题模型分析，构建基于分析师报告的创新测度指标，实证检验企业创新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显著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高研发支出、低专利授权、高组织冗余以及低媒体关注度的企业而言，创新对其股权资本成本的削弱效果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能够通过增强竞争力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来降低股权资本成本，且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观测企业创新行为，同时为企业降低股权资本成本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总资产的系统风险可以分解为在位资产系统风险和增长期权系统风险两部分。借鉴Bernardo et al.（2007）的方法，利用1993-2011年间中国A股市场20个行业的数据，实证发现：整体而言，我国市场呈现增长期权贝塔高于在位资产贝塔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在资产账面市值较低和总资产贝塔较高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即便控制经营杠杆，增长期权贝塔高于在位资产贝塔的结论依然成立。论文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根据与待估企业或项目处于同行业且增长期权占总资产比例较为接近的上市企业的股票收益率，能够较好地确定待估企业或项目的资本成本。

本文分析1999-2008年沪深上市公司年样本数据，发现现金流波动率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而盈利波动率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分解盈利波动率，结果表明投资者能够辨识盈利中各组成部分的信息内涵，对于现金流波动和盈余操纵程度较低的公司给予更高的估值。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现金流波动率主要通过提高投资者的权益资本成本来影响公司价值，其中由市场环境导致的系统性现金流波动率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层应当通过风险管理手段降低现金流波动率，从而提高公司价值。

本文在借用DD模型和资本定价模型（CAPM）对我国上市公司应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外部投资者能对应计质量进行市场定价，较差的应计质量会增加公司的信息风险，以致提高其权益资本成本，同时将应计质量分为固有应计和可操作性应计后，发现固有应计与可操作性应计的信息风险含量存在差异，较高固有应计质量更能降低信息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更为显著，由于应计质量所采用的计量指标是应计的波动性，为此也可以认为盈余中应计波动性越高，则信息风险就越高，权益资本成本也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资本市场是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从而能有效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本文也发现行业因素、账面市值比、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财务杠杆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显著，但对此的解释学术界仍存在明显的分歧

以1999—2001 年沪深两市334 个配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 了政治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政治干预对国有企业的 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显著地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 本，但考虑不同的政治干预程度后，政治关联在政治干预比较厉害的公司能提高权益资本成 本。另外，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同样增加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结果说明政治关联给大 部分公司带来的是更大的政府干预的风险。

证券分析师通过传递信息、降低分析信息的成本来增进整个市场的有效性。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进与股权融资成本具有负相关关系,分析师作为信息中介能够对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这也印证了Easle和O’hara(2004)提出的信息是经典三因素模型外影响资本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的理论假说。对这一作用逻辑可能的解释在于,分析师跟进能够扩大投资者基础,进而降低融资资本成本,实证结果证实了Merton(1987)提出的投资者认知假说。

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的研究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本文在上市银行股权改革背景下， 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资本分类为基础，对我国截止目前实行股权改革的5 家上市银行的股本实现全流通后的资本成本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将资本划分为三类：权益资 本，债务资本和混合资本；之后提出假设条件，确定了三类资本各自估算模型，选择使用加 权平均资本成本、剩余收益等模型详细探讨估算了全流通条件下5 家银行三类资本的市场价 值、资本成本，加权得出资本成本。以期对我国上市银行实现全流通后的资本成本确定，资 本管理，筹资决策提供借鉴意义。

根据"法与金融"理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以赴中国香港跨地上市后返回中国大陆发行A 股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其是否因受制于更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而具有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结果表明，在A 股市场仁，赴港跨地上市公司比其他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低，跨地上市对权益资本成本具有降低作用，且这种降低作用与香港较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