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加深对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引导金融开放战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05—2021 年 2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结构性”驱动作用,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驱动作用尤其明显。与资本流动强度相比,金融业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促进效应更为显著。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果主要体现在中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金融开放对其驱动作用呈依次递增态势。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开放会通过激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渠道优化经济发展质效,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在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并且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存在非线性门限效应,当其跨过一定门限值之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驱动效果。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及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提供可靠的理论与经验依据。

股票市场的开放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而又不得不慎之又慎，新兴经济体的历次金融危机均引发学术界与实践界对国际资本流动是否是重要影响因子的讨论。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1999-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月度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讨论外资股东对所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波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有H股、B股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正向影响，而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因为各种因素在发挥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功能被严重抑制，同时其股份的高难度退出机制使得其则较为容易在二级市场形成冲击，从而提高股票波动率，而持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与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建议的时间表大致相符，假设到2020年中国已大致实现人民币资本帐户可兑换的前提下，我们预测到2020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化，及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国际投资头寸将显著增加，资本流入和流出将变得更加平衡。私人部门将从净负债状态转变为基本平衡的资产状态，而公共部门的净资产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将大幅下降。由于私人部门的国外债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外汇储备的重要性减少，中国将能够从国外赚取更高的净投资收入。总体而言，中国将继续是一个净债权国，而到2020年净国外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将大致维持稳定。这些结果表明，因为资本流动将双向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将不会对资本账户开放十分敏感。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显示，中国相对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增长差距将继续支持人民币实际汇率温和升值。

本文首先建立外汇市场压力、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货币市场均衡状况的理论模型， 分析了三者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而通过LS、ECM、Johansen 协整和State-Space 等方法估算出 1996 年1 月-2009 年9 月的外汇市场压力、国内货币市场均衡状况和国际资本净流动，然后采 用VAR 模型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得出结论：国际资本净流入时，我国外汇市场压力为 正（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我国货币市场会出现短暂的超额供给。此外，相对于国内货币市场， 我国货币当局应更多的关注外汇市场。

本文研究汇率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资本市场均衡决定，并给出比较静态性质。我们发现，本币升值预期对资产市场的影响不会超过预期货币升值幅度，本币升值速度的提高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不敏感。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升值预期只会使资产的市盈率一次性上涨，资产升值之后将开始逐步下降，并在升值预期结束时回到长期均衡水平。汇率升值过程的不确定性会增加热钱投机的风险，进而降低资本市场的膨胀程度。提高升值速度未必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当存在资本流入障碍时，更多热钱流入的条件是资本流动速度对利差的凸性。本文预言的资产价格运动趋势和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一致。

本文通过修正的BGT模型，重新构造净国外资产变化（?NFA）与净国内资产变化（?NDA）变量，同时使用OLS和联立方程方法估计了中国自1994年汇改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采用递归系数方法估计了其动态变化过程。结果显示：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冲突加重，货币政策虽对资本流动冲销力度充分大，但资本流动的抵消效应也十分大，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很大挑战，央行冲销工具面临无效性难题，正被迫寻找其他措施化解外汇占款。

本文在随机一般均衡的非对称两国模型框架下探讨了在外部冲击及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调整所诱发的资本流动对欠发达国家名义汇率波动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投资者的资产调整存在时滞等假设与以上设定的前提下，本文发现：在欠发达国家国内产出波动（相对于发达国家）较大的情况下，当其放开资本流动限制和汇率浮动后，其货币将出现过度贬值。欠发达国家相对较高的产出波动是导致资本流动及汇率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生产率冲击相比货币供给冲击能引发汇率出现更大和更持久的波动。此外，外国居民越注重于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越将加深两国汇率波动幅度，尤其当本国出现意外生产率冲击时，其波动幅度会更大。

本文从实证角度，详细描述了截至2007年12月31日51家AH股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的价差变化趋势，并从公司、市场、利率、投资者、重大政策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AH股价差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同一上市公司的A股对H股普遍存在溢价现象，并且AH股价差在考察区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流动性假说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对AH股价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两地的市场波动及利率变化对AH股价差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投资者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AH股价差的作用不显著；在控制了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之后，股权分置改革、QDII和港股直通车政策本身对AH股价差并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两地股票市场分割以及内地资本流动的限制是造成AH股价差的根源。

本文首先详细综述了预期汇率变化对货币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国内外文献，然后利用利用中国1999-2007年的月度数据估计了包含人民币预期升值率与国外利率的货币需求函数，结论显示人民币预期升值率的上升将通过货币替代效应与资本流动效应显著增加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持有。最后本文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出发，为我国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