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作为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最显著的风险因素之一，不仅阻碍了多边主义包容发展的整体进程，也对我国以广大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经营主体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以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准自然实验，聚焦某一线城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全量样本，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法系统探究贸易摩擦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相较于对照组，受出口冲击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和实质性创新均呈现显著增长。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国有产权、低外资投资比例以及位于自贸区外的企业更能强化贸易摩擦对创新的促进效应。机制分析则指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增加企业内源研究是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关键渠道。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在面对关税冲击时，中小企业应当迅速调整内部决策以促进自主创新，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在提供适度支持和引导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发现为理解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创新策略及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中国日益完善的劳动保护制度将对微观企业财务信息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劳动力保护制度对于微观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受《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0.15%，占其均值的14.4%。机制分析发现，劳动保护制度通过两个渠道提高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1）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推动企业进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而起到提高会计信息准确度并加强内部监督的作用；（2）劳动保护的加强提升了企业出于降低债务融资约束而提高财报信息披露质量的动机。上述结论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控制高维固定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将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延伸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更深刻地理解会计信息可比性背后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对全面考察劳动保护制度如何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并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保险政策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在财政预算约束下，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权事权不平衡，需要预算外其他收入支持城市发展。本文将地方政府融资端和投资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参考公司金融中资本结构相关文献，构建土地市场资本结构变量。根据实证研究发现，城投平台多元化投资对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中土地抵押贷款占比具有显著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多元化投资对土地市场资本结构的影响同地方政府特征具有紧密联系，政府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以及官员之间的关系均会通过多元化投资对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产生影响。而通过对每个城投平台的研究发现，在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中土地抵押贷款占比越高的地区，各城投平台多元化投资的规模越高，其破产风险越高，投资项目的失败率也越高。这一发现提醒我们，政府在参与产业投资时应注意其对土地市场的影响，避免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中抵押贷款规模过高对城投平台造成不良影响。

在“降杠杆、减负债、控风险”背景下，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是否影响到资本结构的动态管理，该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2006-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混业持股金融机构增强了企业向目标杠杆调整动机，增加持股金融业务类型这一持有数量上的策略选择，以及“银行+非银行”这一业务组合布局上的策略选择，均显著缩小了目标资本结构偏离程度。然而，混业持股金融机构下，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与偏离程度呈非对称性，对于过度负债企业，混业持股金融机构反而减慢了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进一步发现，上述策略选择对过度负债国有企业去杠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对资本结构调整动机与调整效率进行分离，揭示了企业集团在混业持股金融机构策略下对两者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深化了对企业杠杆优化权衡决策的理解。

本文在剔除由资产规模变动引起的机械效应基础上重新检验了企业的融资行为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均值反转与持久性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剔除了这种机械效应后，企业的融资行为仍引致资本结构的均值反转现象，但因调整速度很低而使得均值反转的趋势不是很明显。同样地，在剔除了机械效应后，资本结构的持久性系数不再为正，企业的长期融资行为导致资本结构发生了偏离目标值的过度调整。这意味着Lemmon等（2008）所发现的资本结构持久性现象很可能是资产规模长期变动引起的机械效应所致，而不是企业长期融资行为的结果。总之，在剔除了机械效应的影响后，我们没有发现支持动态权衡理论的足够证据。

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不仅仅是为证券上市、交易、结算和信息公开等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围绕其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创建一定数量相互竞争的公司制的证券交易所能实现资本市场的均衡，优化资本结构，直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香港上市企业的债务比例要显著高于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而且两地上市企业的特征差异（包括企业规模、行业分布、资产结构、盈利能力、投资机会等）无法解释它们在资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我们猜想两地资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两地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该假说。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2-2011年季度数据为样本，以包含傅里叶级数的非线性面板SPSM单根检验为基本方法，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稳定性，旨在找出资本结构静态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不同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化特征存在差异，并且这一点在不同行业间表现更加明显，单一的静态权衡理论或优序融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基础。

本文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香港上市企业的债务比例要显著高于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而且两地上市企业的特征差异（包括企业规模、行业分布、资产结构、盈利能力、投资机会等）无法解释它们在资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我们猜想两地资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两地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该假说。

困扰资本结构实证研究的一个难点是如何设计一套实证研究方案，排他性地 证实或证伪资本结构的某个理论支系。本文通过一套排他性的实证设计，观察四个控制子样 本的资本结构调整行为，并推断出哪个理论居于支配性地位。研究结果支持了动态权衡理论， 即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成本阻碍了公司趋近其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成本越低，公司 趋近目标资本结构的行为越明显；中国关于股票回购的限制阻碍了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中 国并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现象，融资优序理论和“股权融资偏好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公 司资本结构调整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