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持续推进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从专精特新认定的视角探讨其对企业的投资促进效应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15—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为样本，将2019年开始分批实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定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会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效应在投资过度企业、小规模企业、北交所和新三板上市、地区政策响应度高和行业“小巨人”密集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认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经营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专精特新认定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价值，并推动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此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未获得认定的企业不存在挤出效应；失去认定资格的企业对同行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威慑作用；专精特新认定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专精特新认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为进一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就业者与岗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匹配质量低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人力资本不能被充分利用,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生产力损失。提升就业匹配质量是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是劳动者求职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文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数据对农村背景人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以是否有家谱或族谱和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友家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和提升人际信任度作用于就业匹配质量。文章认为,减少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摩擦对于提高就业匹配质量和缓解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以2005—200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影响 企业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机理。研究发现，高质量政府可更有效利用市场进行有效的资源 配置，帮助企业获取更有价值的投资项目，并帮助企业获取外源融资。本文分别用投资对 TobinQ和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度量投资效率与融资约束，结果显示，政府质量与投资和Q值敏 感度正相关，与投资和现金流敏感度负相关。相对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 功能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相对中央国有企，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功能在地方国企中 更显著。事后业绩增长的考察表明，在较高的投资与Q敏感度和较低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 的地区，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增长。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

本文以2001-2007年我国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为研究样本，依据 shin and stulz(1998) 和Jeffrey Wurgler (2000)的模型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 配置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环境、所有权性质对集团内部资本 配置效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市场化环境好的地区，其内部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 相比于非国有的企业集团，国有集团的内部资本配置是无效率的。但是随着政府 干预的减少、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化状况的改善, 国有集团相比非 国有集团，在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上的差异逐渐缩小。

已有对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文献研究大都从静态层面进行，本研究通过 构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关系 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 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由成长、 成熟到衰退的发展而不断减弱，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也发生变化，其中不 同机制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对管理者行为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考察，有助于提升对 管理者行为的深入认识，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调整与变革，进而提高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

Wurgler（JFE 2000）发现在资本配置越有效的金融市场中，公司层面的信息含量越丰富。然而，Morck 等（JFE 2000）发现在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司层面信息的含量很低。在40个样本国家中，中国股市面临的该问题的严重程度列居世界第二。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了相关的公司特征和同时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及时间固定效应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地与公司股价中公司层面信息的含量负相关。另外，我们还发现国有股权的出现也会降低公司层面信息的含量。此外，2007年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明显降低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本文中的发现说明盈余管理是解释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市场中，公司层面信息含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可以增强投资者保护，使资本在证券市场上得到有效的配置与利用，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

本文借鉴Wugler(2000)提出的回归系数法测算了中国上市公司在2001-2007年期间微观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并研究了2004-2005年期间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后上市公司的总体资本配置效率在短期内并没有立即提高，而是出现了暂时下降。进一步分行业研究表明，制造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尤其显著。本文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长期往上但短期往下”的“J”效应。

本文研究了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对企业间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合理衡量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对Wurgler（2000）的方法进行了修正，并构造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衡量指标——基准Q，用以克服Tobin’s Q的衡量偏误。我们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之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在短期内不升反降，且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下降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源于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在短期内导致的逆向选择效应。为使贷款利率改革的积极效果得以发挥，迫切需要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银行监控效率，减轻逆向选择效应的不利影响。

本文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资本配置两个角度，对创业企业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资本自由化指数与创业企业代理成本之间呈现显著负向关系。表明区域的资本自由化程度越低，创业企业将出现更大的代理成本。并且其中由降低政府干预程度构成的资本自由化因素作用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创业企业的内部资本配置与代理成本有着显著的关系，具体表现为：（1）拥有国家资本的创业企业代理成本显著高于拥有个人资本或外商资本的创业企业，并且外商资本比例或个人资本比例越高，代理成本越低；（2）对短期负债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以营业费用率为表征的代理成本，但却提高了以管理费用率为代表的代理成本，显示现阶段，我国债权人治理效应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为未来金融改革方向、创业环境政策制定及国有创业企业产权多元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本文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别以现金持有比率，行业调整的现金持有比率和行业调整的超额现金持有比率来度量现金持有水平，首次研究了盈余质量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经验证据显示，公司现金持有水平随其盈余质量的提高而下降；进一步检验发现，盈余质量差的公司持有的现金资产发生了价值折价。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盈余质量的提高强化了外部监督和降低了代理成本，由此限制了公司内部人聚集现金来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文的经验证据支持公司现金持有的代理成本假说和证实会计信息发挥了治理效应而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