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建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与世界互动的重要举措。文章选取2000—2018 年全球 134 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基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构建各国（地区）与中国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指数,继而检验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降低其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即相比于没有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和中国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减少了 23.07%,此效应主要体现在单位价值商品所包含劳动时间低于中国的国家（地区）上。究其机制,该效应源于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显著提高该国（地区）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减少该国（地区）与中国进出口商品种类的差异。进一步将上述效应与美国、日本、巴西、俄罗斯进行对比后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程度的缓解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因国家（地区）而异,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缓解效应大于其他四个国家。文章的研究结论有效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观点。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出口退税政策被广泛应用于促进出口。但是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出口退税往往出现递延。本文指出，除了出口退税率之外，出口退税的速度和分配也会显著影响企业出口。基于包含企业退税和出口信息的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出口退税递延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出口递延率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企业出口平均降低 14.8%。同时，出口退税递延也会增加企业退出，抑制企业进入，并减少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本文进一步识别出退税递延中存在的“马太效应”现象：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受到退税递延的影响更大，然而，平均而言这些企业的退税递延率反而越高。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在不改变退税总支出的条件下，消除出口退税错配会使得总出口增加 35%。相比之下，完全消除出口退税递延则会使得总出口增加 43%。本文为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思路：即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减少错配，从而促进出口增长。

首先分析了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及制造业工资的变化趋势，然后构建了工资上涨对进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接着实证检验了工资上涨能否调整外部经济失衡。研究表明，工资水平的上涨对顺差的影响是负向的，工资上涨可以调整失衡，而且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影响是逐渐增大的。具体来看，工资上涨使得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从而带来出口的减少。而工资的上涨使得消费增加，从而带来进口的增加。另外，还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GDP、老龄化、储蓄率等因素对顺差及进出口的影响。最后，给出了中长期的政策搭配建议。

对宏观变量是由确定性趋势所主导还是由随机趋势所主导的区分涉及预测精度以及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认知理念等问题。在不考虑结构变化条件下，大多宏观序列是单位根过程的观念被广为接受，但结构变化是数据的常见特征，并且相当一部分都是平滑转换的渐变过程，本文重在强调将这种效应考虑在内时单位根观念的认知需要扭转。文章用傅立叶级数逼近的方法拟合含有结构变化的序列，与先前研究不同的是在处理突变方式上把对突变位置和突变方式的估计转化为恰当频率的选择问题。对中国15个代表性宏观时序的考察说明只有股票价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有充分的理由被认为是单位根过程的实现，而其他变量——包括实际GDP和进出口——被视为平滑转换的趋势平稳过程更为合适。这意味着排除掉平滑转变的结构变动后，中国的经济周期确实是围绕在确定性趋势上的波动，具有较长持续性效应的冲击不是整个噪声扰动，而仅是造成结构变化的历史事件。在政策内涵上，本文的结论支持了由政府主导的意在改善基本面的大型冲击是有可能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发挥积极作用的观点。

前人在研究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时均采用的是线性模型。然而，在不同的汇率波动幅度下，汇率的价格传递是不对称的，那么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四个假设，并利用门限面板模型对其进行了验证。结论如下：（1）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存在着门限效应。（2）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口的影响存在着门限效应。（3）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收支净额的影响存在着门限效应。不同的波动幅度下，进出口汇率弹性的绝对值之和是不同的。（4）汇率波动对Marshall-Lerner条件是否成立的影响不存在门限效应，进出口汇率弹性的绝对值之和始终小于1。对于本文的结论，我们还进行了解释。

本文利用2005 年7 月-2008 年6 月的月度数据，在计算我国各HS 大类汇率指数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各行业的进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并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各行业贸易条件的直接影响。本文发现：1）各行业面临的汇率环境有较大差异。2）汇率传递不完全普遍存在，不同行业的汇率传递效应各不相同。3）随着人民币加速升值，各行业的贸易条件分化加剧。但是，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是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

面对已稳居全球第一且预计仍会不断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这一事实，面对 2005 年7 月已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这一契机，如何从币种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缓解外 汇储备管理的压力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以外汇储备的最优币种结构为研究对象，采 用着重于风险－收益分析的马柯维茨资产组合模型作为外汇储备币种结构配置的基础理论 分析框架，并通过逐步加入进出口贸易结构、外债结构以及汇率制度等约束条件，来兼顾 考虑外汇储备的功能需求与投资需求。通过收集理论模型所涉及的实际数据，借助MATLAB 中的quadprog函数，本文进行了实证计算。实证结果表明：（一）在进出口贸易结构、外债 结构和汇率制度这三个因素中，汇率制度在外汇储备币种结构配置上的影响最大；（二）如 果考虑人民币盯住美元，则2007 年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权重为64.27%，相反，如果不考虑 人民币盯住美元，则2007 年美元在外汇储备的权重仅为37.79%。由此可见，在现行的以市 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政府应逐步降 低其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权重，并逐步提升英镑、欧元、日元等币种的权重，以缓解在当前 较为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的外汇储备管理压力。

人民币升值问题近来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中国的贸易伙伴也纷纷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对我国的贸易，经济发展，就业关系重大。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仅关系到进出口贸易，还关系到宏观经济运行，并影响社会的发展。而且在国际社会影响巨大，会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人民币升值问题是一个多个利益方的博弈，不同的利益方对其利弊也是不同的，本文主要从中国国家利益方进行论证阐述。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国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得出了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具有一定程度的下行空间。同时，本文引入了调整了的商品市场动态模型、货币市场动态模型和国际收支关系，这些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可选的研究开放经济系统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