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明显不同的是，目前全球经济似乎已较快地摆脱了持续低迷的威胁。与此同时，流动性的大量注入和经济的较快反弹反而增加了各界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心。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深入分析M2较快增长的具体成因及其M2调控目标的可实现性等问题是摆在宏观决策者面前的重要现实课题。本文结合经典的货币银行学理论，试图通过对历史经验数据的洞察，从内部结构层面对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后特别是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进行剖析。

本文首先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运用最优化方法推 导出央行利率政策最优反应函数，然后运用VAR 方法分析了股价、产出、通胀率和货币政 策的关系，最后运用State-Space 方法计算出央行应对资产价格的时变反应系数。笔者发现： 央行的最优利率政策应对资产价格做出非负反应，且反应系数大小与产出的利率弹性和资产 内在价值的利率弹性成负相关，与资产价格的财富效应等成正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价 显著地影响通货膨胀，利率相对于货币供应量来说能更有效地调控股价。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推行2%左右的通胀率导致了今天的价格发散和全球通胀，并加剧收入分配不均和 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由此合理的通胀目标和最优通胀率成为学术界自“弗里德曼与菲尔普斯争论”以来重 新关注的焦点。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合作的最优政策模型，研究了通胀膨胀的稳定性和最优通胀率。 分析结果表明，通胀的稳定性需要政策制定者利用政策规则促进市场结构向有利于维持通胀稳定的工资和 价格粘性、货币需求、价格稳定性目标以及市场预期方向运动，经济增长中确定性的最优通胀率为零，最 优通胀率并不因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它是一个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最优点，但在财政和货币合作政策机制 下，政府能够使用政策让实际通货膨胀率向最优通胀率路径运动，政府也能够影响市场结构促使最优通胀 率的实现。我们的分析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最优的通胀率为2%，如果系统呈现-2%的最优通胀率，那 必定是短期的最优值，长期最优通胀率则仍然为零。同时，我们的分析还表明，在价格水平目标和ZLB 之 下，财政和货币政策作用空间并不会受到约束。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通胀预期不是一个新名词，但是“管理通胀预期”的说法被中央决策层主动提出却是近期发生的新鲜事。本文对通胀预期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通胀预期不总是负面现象。通胀预期能自我实现，也能自我消逝。通胀预期能否自我实现，最终取决于通胀趋势是否真实存在。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通胀预期能否管理以及如何管理，最后还提出了未来挑战及其政策建议。

流动性过剩是全球性的普遍存在。本文利用费雪方程和凯恩斯总需求函数，基于价格粘性对货币扩张可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机理进行了模型推理，从而对流动性过剩的内生过程给出了解释。这一分析表明：政府对政策效果的错觉可导致持续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问题的症结是货币滞存，金融系统的交易费用造成的货币滞存将形成价格的自动稳定器，银行的存贷差和股票市场的黑洞将形成流动性积聚的“蓄水池”，管制中的经济更加容易出现流动性积聚现象，在外在冲击的作用下形成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压力是我国面临的现实，本文首先从货币持续扩张的政府行为逻辑入手，分析政府持续扩大货币供给的内在原因，进一步分析流动性滞存的“自动稳定器”和“蓄水池”，同时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内在原因，最终给出货币扩张到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当务之急是放松投资限制，刺激产出，而为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投资，则需要提高利率水平，避免过快的货币扩张速度，长期上，健全信用评估体系是解决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手段。

由于掌握的数据、分析的视角以及承担职能的差异，政府各部门对通胀的看法与表态也不尽相同，其对社会公众通胀预期的引导作用必然存在差异。在通胀水平较高的时候，政府部门（含央行）在公众面前往往可发出两种声音：一是对未来前景的乐观表态（以下简称“乐观论调”），例如，发改委7月24日表示目前“不会造成太大的通胀压力”2以及商务部8月5日宣布“肉类价格两个月以来首次下跌”；二是对未来前景的更为审慎甚至悲观的判断（以下简称“悲观论调”），例如，我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所说的“价格上行压力加大，通胀风险值得关注”及“通货膨胀风险趋于上升”等表述。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的两个视角对此进行一些简要分析。

在宏观调控层面判断流动性是否合理的标准，主要取决于流动性是否能保证通货膨胀维系在合理水平（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际通胀率以及可容忍的通胀率可能都存在差异。流动性的波动较大，甚至受心理预期、投机等多种因素影响，往往难以预测。中国逐步“试错”的渐进性宏观调控方法具有较强的现实科学性和中国式哲学的逻辑性，甚至在传统货币政策理论方面，也有创新性的贡献。

目前国际社会关于此次金融危机成因和教训的讨论很多，尤其是二十国集团华盛顿金融峰会以来，各界已经对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的改革达成了一些共识。本文将主要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对危机前货币政策进行系统性回顾，反思金融危机前的货币政策，并对危机后的货币政策目标进行探讨。

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尤其是利率不断的市场化、汇率制度逐步趋向灵活以及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些已经显著地改变了货币政策操作的外部环境。本文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并利用PcGets软件，实证考察了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广义货币需求、物价、产出、利率、汇率以及股票价格之间的有机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只要适当地考虑资产替代并利用科学的计量方法，我们依然可以得到相当稳定的广义货币需求函数。在最终的误差修正模型中，收入弹性小于1。当期的通货膨胀对实际货币需求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货币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这反映出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的事实。汇率的变化率并没有显著地影响货币需求，但是2005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确实引致了更多的货币需求。尽管近年来资本市场经历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股票价格无论在我们的长期还是短期模型中都还不显著，实物资产过去是目前仍是中国居民资产组合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