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从而提升气候韧性，是现阶段推进气候适应性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在动态测度气候韧性的基础上，为气候适应性投资提升气候韧性的效果提供初步证据；然后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效果。最后进一步讨论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组合。研究发现：第一，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显著增强经济的抗气候风险冲击能力以及冲击后的反弹能力，有效提升气候韧性。但由于银行、企业道德风险以及气候适应性技术约束的存在，气候适应性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由此产生。第二，气候再贷款政策通过缓解银行道德风险引起的贷款利率溢价；气候适应补贴通过补偿适应性技术门槛产生的投资调整成本，能够有效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但企业道德风险会削弱两类政策的实际效果。第三，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其中气候再贷款政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气候适应补贴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加显著。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的缺口，最优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随着气候灾难风险升高需要不断增强。但气候再贷款政策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过低的气候再贷款利率不利于社会福利改进，气候再贷款政策搭配使用气候适应补贴政策能够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

将金融资源用于扶贫工作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用手段。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也普遍利用财政扶贫资金设立的“风险补偿金”作担保，激励商业银行向贫困户发放扶贫贷款，但其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从理论上描述了使用金融杠杆模式进行风险补偿的原理，并分析了其绩效和激励问题，以此探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农户扶贫工作中缺一不可的作用机制：最优的“政府与市场”的组合模式也依赖于不同的目标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参数。通过分析和比较，本文发现金融杠杆模式可以达到最高的贫困户福利，实现比直接扶贫模式更高的社会总福利，但无法达到风险分担模式对应的最低扶贫成本。如果存在道德风险，杠杆模式也可以解决银行的激励问题：对于某些特定属性的扶贫项目，政府只需要适当增加杆比即可激励银行付出努力。

论文在信息不对称的理论框架下，说明保险能够改善信贷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提高信贷机构的期望利润和放贷意愿。据此，并考虑供给与需求的联系，论文在经验分析中采用四元Probit模型，以陕、苏二省822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保险之于信贷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保险的存在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但不同类别保险对农业生产性信贷供给的支持作用并不相同。论文研究意味着保险可成为提升农户信贷获取能力，平衡农村信贷机构利润诉求与支农目标的现实可行选择，应进一步挖掘保险的作用，支持构建多样化的信贷保险关联机制。

基于目前对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研究不足的现实，本文在激励约束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关于在职消费与融资约束的理论模型，认为由于在职消费可以带来私人收益而引致道德风险，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条件。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从1998年到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采用基于后果的随机前沿度量方法对融资约束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高在职消费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并且该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财富临界值也较高。

目前，学术界对公司高管发动并购事件的动因及并购毁损股东价值的解释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本文基于主并公司管理者的两个不同视角——理性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视角及非理性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对公司并购动因展开深入探讨，试图重新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动因的影响，并甄别两个理论在解释并购动因问题上的相对解释作用。并且，本文不仅关注了公司管理者的并购决策，还进一步研究了连续并购这一我国公司并购的普遍现象。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文以2000－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离散型因变量的面板数据Logit回归和负二项回归方法，得到了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并不能解释主并公司管理者并购与否的决策，也不能解释连续并购为何频繁发生的现象；当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代理成本在解释并购动因问题中的相对解释力进行研究时，本文发现支持代理理论的证据充分，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测度对管理者的并购决策或公司并购频率和次序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解释作用，从而确立了代理理论在管理者视角并购理论中的主导地位。除此以外，本文还发现在管理者机会主义的自利动机一定的情况下，管理者的经验对公司并购动因的作用是积极的，即能够降低管理者发起公司并购的可能性。

针对现有文献对于机构投资者与股价波动率研究结果的大相径庭，我们认为不管是羊群效应模型，还是Fama-MacBeth截面回归方法均由于无法考虑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而使股价波动率的估计有所偏误。于是，基于李勇、王满仓等（2010）所提出的扩展CAPM，本文将影响股价波动率的因素定义为机构投资者的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构成了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可以将羊群效应模型和Fama-MacBeth截面回归方法统一到相同的框架分析股价波动率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05年1月至09年12月的相关数据选择反映机构投资者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的相应指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TSLS模型等方法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薪酬激励制度作为在公司治理中改善股东和高管之间代理关系的重要措施，在提高了公司的管理效率的同时，也被2008年至2009年期间的金融危机中高管们频繁的过度冒险行为暴露出，其虽然解决了单个银行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但是却加剧了银行股东与债权人（社会）之间的代理问题。中国银监会等监管机构所颁布的监管措施仅仅是以一种仇富的心态对于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予以控制，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银行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中的根源性问题。同时，这种仇富的监管反倒会在改善银行公司治理中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代理问题方面倒退。

本课题运用某国有银行省分行的企业借款信息，采用线性概率模型和非线性Logit 模型，运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研究了在银行信贷管理中抵押的作用。我们发 现，抵押对贷款违约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抵押对利率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们的结 果支持道德风险模型的预测，即差客户提供抵押，利率的风险溢价也较高；差客户违约率就 较高。因此，在我国的信贷市场上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是贷款合约设计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在重复道德风险环境下讨论经历的最优薪酬结构问题。我们发现最优薪酬合同呈现出凸性，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则能实现这种最优合同，同时还发现股票期权种类关于博弈期数递增。比较静态分析表明，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最优授予量关于代理成本和经理的保留效用递增，关于经理的绝对风险规避程度递减，而公司规模队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最优授予量的影响不确定。

本文通过比较双头寡占下价格竞争的纯粹寡占模型和混合寡占模型，讨论了存款保险和产权结构对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1)外部风险控制不能代替银行内部风险控制。(2)风险调整的存款保险制度依然可能会引起道德风险。但风险调整存款保险制度与固定费率存款保险制度相比，会降低道德风险。(3)固定费率存款保险制度中风险对利率的敏感性小于风险调整存款保险制度。(4)当银行贷款利率和存款保险制度设计给定时，产权结构不影响银行的风险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