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0年11月至2012年10月，我国A股463家IPO公司，443家询价对象共45630组机详细报价与申购微观数据，检验了参与新股申购过程中询价对象报价行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信息优势的询价对象，其询价过程中报价均值与新股发行首日抑价率成反比，从而验证了“赢者诅咒”假说；2012年5月实施的增大网下新股配售比例与取消网下机构投资者配股锁定期等相关发行制度改革，对促使询价对象更为审慎的报价起到了正向作用；二级市场气氛仍是影响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效率的重要因素

以1999—2001 年沪深两市334 个配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 了政治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政治干预对国有企业的 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显著地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 本，但考虑不同的政治干预程度后，政治关联在政治干预比较厉害的公司能提高权益资本成 本。另外，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同样增加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结果说明政治关联给大 部分公司带来的是更大的政府干预的风险。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配股一直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途径。配股行为是否影响公司股票的长期收益，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以1999-2005年中国A股市场所有配股公司为样本，采用日历时间回归方法考察了配股后的股票长期收益。研究发现，配股样本主要集中于大公司，配股样本的股票收益和传统方法构造的因子收益时序上高度相关，配股后股票收益的长期低绩效并不是配股公司所特有的现象。本文进一步从模型设定偏误的角度改进了三因子模型，模型定价能力显著改善，并且从整体上削弱了配股发行的长期低绩效。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研究驰宏锌锗的股利分配行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驰宏锌锗股权分置改革与定向增发捆绑相结合的做法有欠妥当，进而导致股利分配有大股东套现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之嫌。这主要表现在过度分配股利，两类股票之间仍然存在“看不见的差距”，市场对股利分配事件的消极反应，以及股利分配过程中的涉嫌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监管当局和上市公司应该充分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信息，降低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促进公司的稳定和谐发展。

本文针对中国股票市场，使用上市公司2000年度财务报告数据，对以截面Jones模型和KS模型为基础调整出的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揭示盈余管理的能力进行了检验。通过检验各模型估计出的非正常性应计利润和上市公司配股动机引起的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1、在调整出的众多截面模型中，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基本Jones模型和调整KS模型最能有效地揭示出盈余管理；2、在基本Jones模型中加进长期投资或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并不能改进模型，并且修正的Jones模型并不比基本Jones模型更好；3、在估计正常性应计利润时，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方法优于采用包含线下项目的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方法，分行业估计行业特征参数的方法优于使用总体样本估计样本总体特征参数的方法；4、章永奎、刘峰（2002）使用的模型以及直接使用线下项目作为非正常性应计利润不能揭示出盈余管理。

本文建立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两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控制和大股东控制以及“一股独大”的股东结构，运用博弈论方法探讨了股权二元结构对公司投资决策、配股政策与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提出了配股与分配现金红利的“再分配效应”――配股与分配现金红利导致价值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转移，配股的“股权成本效应”――在非流通股股东不认购的情况下配股能降低公司的平均股权成本，以及“配股陷阱”――流通股股东明知配股有损于流通股价值，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仍然认购配股。这些概念揭示了股权二元结构与现行配股制度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我国股票市场与上市公司的重要现象，其中包括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巨大价格差异以及有关配股、分红的诸多现象。本文提出的配股-分红策略套利策略可以间接实现非流通股上市交易的目的。此外，针对配股的再分配效应和配股陷阱提出了改进配股监管的建议，并提供了从股票市场的角度评估上市公司业绩的方法。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是目前证券市场上倍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2000 年度财务报告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和监管政策(股票特别处理、暂停交易以及配股的政策) 诱导性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上市公司的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令人担忧。

本文针对中国股票市场，使用上市公司2000年度财务报告数据，对以截面Jones模型和KS模型为基础调整出的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揭示盈余管理的能力进行了检验。通过检验各模型估计出的非正常性应计利润和上市公司配股动机引起的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1、在调整出的众多截面模型中，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基本Jones模型和调整KS模型最能有效地揭示出盈余管理；2、在基本Jones模型中加进长期投资或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并不能改进模型，并且修正的Jones模型并不比基本Jones模型更好；3、在估计正常性应计利润时，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方法优于采用包含线下项目的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方法，分行业估计行业特征参数的方法优于使用总体样本估计样本总体特征参数的方法；4、章永奎、刘峰（2002）使用的模型以及直接使用线下项目作为非正常性应计利润不能揭示出盈余管理。

监管部门实施基于会计业绩指标的监管政策，旨在淘汰业绩较差的上市公司，发挥资本市场配置稀缺资本的效率。但本文的研究表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行为，弱化了这一管制政策的经济效率。本文的主要经验研究包括，深市配股公司和连续两年亏损公司具有显著高的会计舞弊概率。沪市一年、连续两年或连续三年亏损公司具有显著高的会计舞弊概率。我们没有发现上市公司通过会计舞弊来配合二级市场机构炒作的现象。因此，这一发现表明，监管当局需要注意防止上市公司通过会计舞弊来规避管制，以确保基于会计数据的监管政策的经济效率。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是目前证券市场上倍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2000 年度财务报告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和监管政策(股票特别处理、暂停交易以及配股的政策) 诱导性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揭示出上市公司的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