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大幅下降。基于对一些基本经济学思想的理性重构和对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分析叙述，我得出结论，这应该是由于获利消失投资需求和不断增长供给之间的巨大缺口，未来中国将可能爆发金融危机。我建议政府应该减持国有股份。

内容提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说明银行业在跨境金融联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跨境金融联系愈加紧密，本文以 2016-2021 年 14 个亚洲经济体银行业的未偿债权与债务的季度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亚洲经济体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并使用网络分析方法对该信贷网络的结构特征、重要性节点以及中日银行业的跨境联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16-2020年亚洲地区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跨境关联越来越紧密，全球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在 2021 年逐渐显现，使得各经济体的跨境信贷联系明显收缩:新加坡在亚洲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印度的跨境关联强度不断提升，其重要性逐渐增强:中国银行业对外发出的跨境关联强度增幅显著，在网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贷出方的角色，重要程度显著上升，而日本银行业的跨境关联强度无明显增幅，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本文为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考察了金融结构与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显著提高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克服了内生性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随着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金融市场对其促进作用呈依次递增趋势，然而金融危机会弱化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一国需要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提升和研发创新激励的强化是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此外，引入国家契约环境指数，研究发现契约环境的改善不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强化金融市场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

流动性问题、股市巨幅震荡、股灾及经济的周期性衰退令各国监管层和投资者头疼已久，但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本文摒弃造成上述问题的新古典主义均衡价格理论，采用规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基于公理的价值理论。以本文理论为指导的价值投资能够取得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完全无法解释的巨额超额回报，从经验上支持了本文的理论。以本文理论为指导，将从根本上避免股市的暴涨暴跌，使经济持续稳健地高速发展成为可能。

摘 要:在中国金融市场中，中小微民营企业遭遇了银行业来自公有制和市场的双重信贷配给约束，出现了 明显的二次信贷现象。融资相对容易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从银行低利率借款，然后高利率转贷给遭遇银行信贷配给 约束的中小微企业以赚取利差，从事实质性的信用中介活动。本文依据传统“融资优序”理论与信贷配给理论， 基于 2007—2018 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研究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Borrow to Lend)影子银 行活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及大型民企存在明显的二次信贷活动，且公司个体及所 在行业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与二次信贷活动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本文运用 M2 增速的外生增长部分作为货币政策松 紧的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二次信贷活动与货币政策松紧同向变动，验证了信贷调控的货币 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活动有影响。本文提供了企业信用中介活动顺信贷周期特点的新证据，对 于推动信贷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遏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有较强政策意义。

在中国金融市场中，中小微民营企业遭遇了银行业来自公有制和市场的双重信贷配给约束，出现了明显的二次信贷现象。融资相对容易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从银行低利率借款，然后高利率转贷给遭遇银行信贷配给约束的中小微企业以赚取利差，从事实质性的信用中介活动。本文依据传统“融资优序”理论与信贷配给理论，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研究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Borrow to Lend）影子银行活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及大型民企存在明显的二次信贷活动，且公司个体及所在行业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与二次信贷活动呈现反向变动关系。本文运用M2增速的外生增长部分作为货币政策松紧的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二次信贷活动与货币政策松紧同向变动，验证了信贷调控的货币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二次信贷活动有影响。本文提供了企业信用中介活动顺信贷周期特点的新证据，对于推动信贷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遏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有较强政策意义。

基于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角度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情况进行调查。 采取定量调查方法分析国内应收账款整体规模、应收账款行业和企业分布、 金融危机前后应收账款变化等，为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创新提供数据支持。 研究发现占用商业信用的主要是上市公司中的大型企业。上市公司中的中小微企业实际是提供商业信用，其应收账款周转期不断增加，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不断提高。 金融危机后工业由净占用商业信用转变为净提供商业信用。工业应收账款规模大，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高，应收账款周转期长，大量营运资金被占用。供应链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创新对中小制造业营运资金回笼有重要意义。

基于1980年-2017年42个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居民部门杠杆率数据，本文考察了 杠杆增速、特别是各部门杠杆增速如何影响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研究发现，杠杆增速比杠 杆水平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管增速”优于“管上限”，即稳杠杆优于去 杠杆。同时，各部门的杠杆增速对金融风险具有异质影响:相比于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居 民与企业)的相对杠杆增速越高，则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越大;进一步地，相比于企业 部门，居民部门的相对杠杆增速越高，则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越大。这是由于不同债务 主体的负债能力与杠杆使用效率均存在差异。这意味着“控部门”优于“控总量”，即结构 性去杠杆优于一刀切去杠杆。以上结果在不同设定下保持稳健。

摘要：在本次次贷危机过程中，受不同风险文化的影响，部分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最终结局迥异。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金融丑闻表明，投资银行和衍生品业务已成为金融风险的策源地。本文立足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业发展趋势与背景，结合中国大陆金融业务综合化的实际情况和产融结合加快的大趋势，系统分析全球范围内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控制成败两方面的案例，总结经验教训，并针对中国大陆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控与监管，建设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公司层面研究企业微观特征对于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股票回报率和财务业绩两方面考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发现：就金融危机冲击而言，行业特征、公司偿债能力，尤其是短期偿债能力，对于公司的表现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危机前扩张速度快、估值水平高的公司在金融危机冲击中表现更加脆弱。与已有的针对其它国家研究结论的不同，我们并没有发现公司治理对公司在危机中的表现有显著影响的证据。就政策效果而言，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纾缓公司流动性困难和财务困境的作用；四万亿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对其重点支持行业的公司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就长期而言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