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全球数字金融的发展趋势，提出监管科技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增强，数字货币将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石，传统经济理论的边界被迅速拓展，以及纸币消失与“金融元宇宙”的诞生等五个趋势，并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传统经济结构、数字经济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与挑战，并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辩证阐述了不确定性的含义，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激发新质生产力，为创新和变革提供潜能。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列入“五篇大文章”之中。解决应收账款被占用导致的资金周转困难是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突破点。 为了降低银行与中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提升动产可质押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搭建了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并通过数字化系统直连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借助平台应收账款质押与融资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核心企业使用数字化系统直连后：（1）核心企业通过系统直连上传的应收账款数量和金额上升，且新接入的主要是规模小、利润率高、现金流压力大、债务负担重的中小微型供应商企业；（2）中小微企业供应商贷款笔数与贷款金额均显著上升，且贷款利率更低；（3）供应商与核心企业财务指标均显著改善。本文结论表明建设数据中心化的统一平台作为重要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可以为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针对当前国家和社会普遍关心的“金融让利”问题，本文提出，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代金融业的使命，也是金融理论的核心理论问题，因而回答“应不应该让利、如何让利”的关键是理解金融业利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大量文献和经济学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将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有机结合，将马克思“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著名观点融入现代经济增长框架，解释了金融业利润过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支持了模型的核心推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促进金融业让利的根本在于构建合理的“产业-金融”利润分享机制，但绝不能搞“一刀切”，通过反垄断、提供公共信息、倡导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适度控制金融部门的议价优势，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手段。

在对共同富裕本质特征和数字普惠金融核心价值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逻辑，并进一步通过构建我国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实现指数。利用这一数据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实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包容性增长则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环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于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最为重要，其次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模型、更换被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因此，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守正创新发展有助于通过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文章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易县格莱珉小贷模式、政府金融扶贫方式的分析，指出了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过去依靠政府扶贫资金担保和贴息换取金融机构对贫困户贷款，虽然也能帮助脱贫，但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信息不对称、成本高、风险大问题，将来政府停止担保贴息，银行就会停止贷款，农民失去金融服务还有可能规模性返贫。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结构。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农村金融发展逻辑进行了延伸分析，科学设计了由“普惠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村庄银行、“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乡村银行经管系统与八大辅助系统组成的“二梁八柱”农村金融架构，并对农村金融结构及其建设步骤提出了建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国民经济运行，特别是线下微型商户的经营造成严重冲击，但由于数据缺失，相关定量评估分析比较困难。本文基于支付宝旗下支付工具“码商”的海量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推算了如果没有疫情发生，2020年春节后线下微型商户运行应该具有的“反事实结果”，进而定量估算了疫情造成的冲击。结果表明，2020年正月初七后的两周，线下微型商户活跃商户量与营业额较估算的没有疫情冲击的“反事实结果“，分别下降了约40.4%和52.4%。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可以缓解疫情对线下微型商户的冲击。本文的研究在结论上和方法论上，对当前其他国家应对疫情，以及我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均具有非常好的借鉴价值。

本文采用全国31个省（市）1987-2016年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来衡量不同地区发展水平，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地区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之后，金融发展会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在中低地区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会抑制当地经济发展；第二，地区市场化程度、国有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人才错配”、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双重门槛”效应；第三，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ᨀ高，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加强；而当地区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增加时，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的ᨀ高会抑制当地的经济增长。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将进行汇率制度与金融体系改革，那么两项改革应该如何匹配进行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构建新凯恩斯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探讨了两种不同利率规则下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优匹配。经研究发现：（1）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2）非预期利率规则下，福利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降低，且福利损失最小值出现的位置随着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而趋向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同时，当金融发展速度较快汇率制度较为固定时，本国福利会有显著的降低。本文对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与金融体系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血缘是中国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纽带。兄弟姐妹关系更是最为密切的亲属关系之一。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研究兄弟姐妹数量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占比。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提高了家庭的信贷可得性。同时，这种“兄弟姐妹效应”主要存在于收入不确定性较大、健康风险较高以及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家庭中。这些结果表明以兄弟姐妹为代表的亲属网络通过建立非正规的风险分担机制促进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此外，本文利用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工具变量，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