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本文以美国货币政策为切入点，先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加息对我国产出的影响，然后构建包含跨境金融关联的两国DSGE模型，定量分析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及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美国加息1个百分点使中国产出下降约0.4个百分点，其中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分别使中国产出下降0.2个百分点。分析作用机制发现，UIP偏离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汇率波动相互强化，外部融资溢价机制使金融中介净值波动和企业净值波动相互强化，正是这两个机制放大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开放度越高和汇率越缺乏弹性，美国加息冲击对我国变量的传导效应越显著。基于不同的福利函数特征，本文构建了统一的政策评估框架，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双支柱调控应对美国加息冲击的有效性作出了精准评估。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国内金融机构信贷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降低美国加息的溢出效应，且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无关。在联合最优政策组合下，货币政策无需对名义汇率作出反应，外汇市场要强化价格调控淡化数量干预。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搭配下，双支柱调控通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显著的社会福利增进效应。本文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气候投融资缺口是制约人类气候适应进程的全球性难题，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是我国现阶段应对气候风险冲击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嵌入气候适应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气候灾难风险模型，考察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的产生机理以及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缩小缺口的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增大、金融摩擦上升会扩大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二，气候适应再贷款政策通过降低金融摩擦产生的信贷风险溢价，气候适应补贴政策通过定向补贴气候适应性投资的边际收益，分别从金融供给侧和企业需求端缩小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第三，气候适应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气候适应性投资，能够有效缓解气候灾难风险对经济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两类政策对经济金融系统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并且政策协调搭配具有更强的经济金融稳定效果。第四，为完全弥补气候适应性投资缺口，气候适应再贷款和气候适应补贴的最优政策支持力度需要根据气候灾难风险冲击大小动态调整。两类政策均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并且政策协调搭配相较于单一政策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增进效果。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为维护金融稳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鼓励长期机构投资者增加持股比例。如何认识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其机制呢？基于此，本文以2012-2018年所有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披露的每半年度股票资产组合为研究对象，考察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较低的业绩敏感性、较低的股价同步性且与未来盈余正相关。（2）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的下跌阶段，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下跌成反比，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小），越能缓解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显著地稳定金融市场。而在反弹阶段，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与股票价格反弹成正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换手率越小），越能促使股票价格的反弹，进而促进公司价值回归。（3）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稳定金融的机制在于有效地缓解了市场抛售压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能够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基金经理，有助于机构投资者采取长期持股行为，这对促进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保持金融稳定是目前中央“六个稳定”政策中的重中之重，系统性金融风险关乎经济发展。本文手工整理了 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Ensemble ML） 技术测算中国 5 家国有商业银行、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及 103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各年度平均有 25%以上的急速增长，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 10.3%；SRISK 份额最高的 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 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总资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降低 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下降 0.2%，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下降 0.84%，上一年度出现风险的银行该年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下降 0.5%，支持了“降杠杆”政策，且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降杠杆的效果更显著；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但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最后利用国家层面和省际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风险，发现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显著影响。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和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的机构型分业监 管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金融监管进入大变革时代。在 2017 年 11 月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后，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原来的 “一行三会” 为 “一委一行两会”。此番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管 协调，引入功能监管和强化审慎监管，但仍然保留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在监管逻辑上，应当借鉴 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金融监管应当以统筹防范金融风险为中心，根据金融风险的分类界定监 管政策目标，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同效应和减少冲突效应，并保障监管部门有能力抵制相 关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在改革路径上，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变革监管模式，但这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特点和市 场发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 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 进行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从分业监管完全转为混业监管。在混业监管模式中，不宜采用将各个分业监管机 构简单合为一体的统合监管模式，而应采用目标 ( 双峰) 监管模式，按照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差异划分 监管职责和设立监管机构。

过桥贷款作为一种短期、临时性的非正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有着多重影响。本文利用特有的银行贷款数据，识别样本区间内超过20%的上市公司有使用过桥贷款。证据表明，市场过桥贷款供给越多，实际不良贷款率与披露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性越弱，存在更大的隐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与企业的两部门三期博弈模型，系统地分析过桥贷款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发现，银行因过桥贷款会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过桥贷款对投资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增加银行续贷可能、缓解部分企业的流动性短缺而促进它们的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短期融资成本、引发更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而抑制了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桥贷款增加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因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力度相比投资最大化下的最优监管力度更大。

本文建立一个含有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意愿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将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纳入统一的政策目标分析框架。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具有完全替代性；当且仅当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充分协调时，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效果。

本文在对热钱流动导致资产价格波动进而影响金融脆弱性的进行系统论述的基础上，基于国内2003年1月至2011年12月月度股票收益率和房屋价格指数，利用SVAR模型研究了热钱对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热钱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有着长期均衡关系，热钱流入显著推动了股票价格指数上涨，并得到股票收益率波动的30%是由热钱异动所致，但热钱对房屋价格指数影响相对较小，表现在房价变动中20%与热钱流动有关；另一方面发现股价上涨同时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有着正向影响，被抬高的房价会进一步吸引热钱的流入。基于热钱对金融稳定与脆弱性的影响，提出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机制，合理疏导等治理热钱的政策建议。

当前世界货币体系的危机和变革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建立一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是现阶段防范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必要工作。本文在分析和识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与传导机理基础上，设置了一套风险衡量的指标体系，然后探讨了金融风险预警阈值和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并对目前有关金融风险预警方法模型进行了比较，最后结合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特征提出了风险预警方法模型选择要注意的问题。本文研究旨在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设计一个动态、开放的分析框架。

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稳定，这就需要全面了解商业银行针对货币政策行为而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开始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不仅涉及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率，而且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建立含有金融摩擦的最优货币政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FAVA R模型，基于中国的2000-2012 年的非平稳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我们的结论是，在一个不可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后，银行的风险承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说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这些发现表明：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我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同时，我国的中央银行负有宏观审慎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