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利用CHFS（2019）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能显著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和占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家庭是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方面，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低收入、城镇户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的影响程度更大；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占比方面，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低收入、乡村户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显示，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通过提高金融素养、增强投资便利性和增加家庭总收入，进而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概率和程度。根据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

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是否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是经济金融化的宏观背景下需要深刻考察的问题。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非金融企业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计量模型分析金融资产配置的驱动因素以及完整机制。研究表明，金融资产配置与融资约束呈“U”型关系，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正向收入效应，然而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合力为负，直接通过中介效应挤出实体投资，降低企业价值，融资约束与金融资产的交互效应会放大冲击，对我国实体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金融资产对数收益常呈现不对称性和厚尾性，一般不是正态分布，而均值―方差 CAPM 模型中的系统性风险只考虑二阶矩风险即波动率，忽略了高阶矩风险，可能使资产 定价和资产配置存在严重的误差。本文考察了偏度和峰度在我国金融资产配置和资产定价中 的作用，发现加入系统性协偏度和协峰度的高阶矩CAPM 模型能够重新解释我国金融资产 风险与收益间的平衡关系，比均值―方差CAPM 模型更适合我国的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