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 2009-2016 年中国 A 股上市实体企业的年度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的 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主营业务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不同生命周期企 业的经营绩效表现存在显著差异，且随着生命周期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绩效相对下降;(2) 由于“蓄水池”和“挤出”效应的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呈倒 U 形关系，即 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金融化对经营绩效由促进作用转为抑制作用;(3)相对于成长期 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金融化有利于其经营绩效表现，即当企业金融化促进经营绩效 表现时，提升作用更大，当企业金融化抑制经营绩效表现时，削弱程度更小;(4)通过对影 响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包含企 业创新、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市场竞争、宏观经济增长及货币政策六个方面。

区块链是近年来新出现的高科技行业。由于结合了密码学技术、分布式网络、工作量证明算法、 时间戳纪录、智能合约、分散式电子现金理论等新型理论和技术，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应用前景，同时为公 司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括公司融资模式的创新、审计的模式的改变、业务签 约的新方法、跨境支付的难题解决以及证券交易的新模式。

发展绿色金融旨在促进企业生产方式低碳转型，尤其支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 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发行绿色债券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这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个方面， 其中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具有更好的动态持续性。 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 无第三方认证企业、专利密集型企业在发行绿色债券后绿色创新表现更加积极。 进一步分析发现， 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两个机制。 本文最直接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升的“双赢”和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更好地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救助财务困境企业有助于恢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进而保持金融和社会稳定。但区别于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所开展的顺周期投资，困境企业救助属于逆周期投资，具有更高的行为风险和经营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困境企业救助专业性机构，如何开展投资前的救助对象筛选与投资后的风险控制，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导的18家财务困境企业救助的多案例编码研究及典型交易模式分析，构建了财务困境救助的投前企业筛选与投后风险分配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投前企业筛选主要识别抵偿价值、经营恢复价值和重组价值，投后风险控制关注行为风险抑制和经营风险分配。本文研究成果对逆周期投资价值识别、风险识别与控制等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社会机构参与困境企业救助有实践意义。

我们对正式与非正式负债所产生的公司治理作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对中国民 营企业内的负债进行结构性区分，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负债可以提升企业的投资 效率，而金融信用负债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该结果说明，商业信用负债融资可以通过 给企业提供监督而发挥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但金融信用负债融资却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 用，其债权人反而可能成为大股东利益侵占的对象。通过强化家族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 所有者管理可以促进商业信用负债融资更好地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但也可能会加剧大股东 对金融信用债权人的利益侵害。总体上看，债权人身份差异对应着差异化的公司治理作用。

本文应用一种新的套保方法,将套期保值由统计竞技恢复回衍生品定价的金融问题,简化了套保比率的估计,并避免了拼接期货合约等问题。针对黄金、股指、外汇和原油等四大类期货市场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如果将期货的定价与风险管理割裂开来,忽视期货合约的衍生品本性,各种复杂的套保估计方法,套保效率都不如简单套保;如果将定价理论融入套保实践,通过预测持有成本计算套保比率,套保效果将比简单套保更出色。此外,套保合约的选择方面,简单套保倾向于选择交割日较近的合约,而考虑定价约束的套保新方法,合约的选择不受到期日的影响。因此,套保比率的研究重心应该从期货与现货价格的统计关系转到持有成本的预测上来。

政府对发展战略的选择会相应地决定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并建立起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则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建立由大银行主导的垄断型银行业结构，通过发挥大银行在动员大规模资金上的优势，让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交易成本获取足够多的金融资源。但是，在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业结构下，中小企业会陷入严重的融资约束，这是政府为推行赶超战略而扭曲银行业结构的必然结果和代价。本文指出，发展中国家适合以中小银行为主、大银行为辅的银行业结构，但要建立起这样的银行业结构，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摒弃赶超战略，转而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资本，让资本密集型大企业拥有自生能力，这是成功消除金融抑制（包括大银行垄断、利率管制、政府干预银行贷款等）的必要条件。

本文选用 201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 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且具有门槛效应， 在经济发展初期， 这一收敛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中介效应分析推断出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但总体来说， 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为主导效应。

近几年， 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明显趋势。 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海量数据需求， 促使数据行业快速成长。 而数据机构作为数据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不断地渗入到金融服务领域之中， 改变了金融行业的结构， 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 同时也产生了包括数据隐私泄露、 算法歧视、 数据垄断等在内的一系列风险。 如何做到既鼓励金融机构利用数据机构的服务实现产业赋能， 又有效规避双方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成为了大数据时代金融监管的研究热点。 本文首先按照金融机构与数据机构合作的四大主要应用场景具体分析了数据机构在金融领域的功能， 以及双方在开放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隐患。 其次， 本文选取美国、 欧盟、 英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五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详细梳理了国际上为了防范第三方数据公司为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相关的监管经验。 最后， 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国内对于金融领域第三方数据公司的监管现状， 以及我国国情， 提出四点监管对策建议。

本文选用 201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具有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一收敛作用效果更 为明显。中介效应分析推断出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总体来说，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 作用为主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