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当前经济金融工作“三大风险”中的两个风险，而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可能诱发地方性中小银行的风险事件。本文以2010年—2022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和地方性中小银行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城市房价泡沫上升会产生风险“粉饰效应”，表现为降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但是房价泡沫破灭会导致中小银行风险持续上升。影响机制的结果发现，城市房价泡沫带来的抵押品价值效应和银行风险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会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即提升中小银行客户抵押品价值、促进中小银行信用风险资产替代进而降低中小银行风险。异质性研究表明：房价泡沫上升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粉饰作用在城商行、省域内经营的地方性银行、银行业竞争度较低地区银行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房价泡沫会扭曲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表现为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行业，并没能够有效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房地产市场风险传溢的影响机理，还能够深化对于房地产风险-地方性中小银行风险-信贷扭曲影响逻辑的理解，从而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当上下游企业之间存着长期合作关系时，上游企业可以根据下游企业的表现调整未来商业信用成本从而控制下游企业的债务代理问题。商业信用缓解了银行信用在控制下游企业债务代理问题时的困难，从而有助于减轻下游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商业信用的存在使得上游企业成为特殊的信用中介，即上游企业可以更容易的从银行得到贷款，通过商业信用的方式将资金借给下游企业来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本文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当企业债务代理成本提高时，企业获取的银行信用会降低，而获取的商业信用在增加，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之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下降。

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获得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属于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的企业中会降低。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

本文首次探讨了基于金融供应链模式下，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评价机制。通过选取以上海汽车为核心企业的89家关联中小企业数据，运用主成分logistic回归方法结合传统银行信用评价方法建立风险评价组合模型，并比较分析供应链金融模式与传统银行授信模式的中小企业授信概率之间的差异，为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和信用风险评定提供参考。研究得出：传统银行授信模式受到财务指标、市场风险、是否关联交易等静态硬性指标的约束，选择对中小企业实施信贷配给，供应链金融模式下，构建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商品的价值、质物变现能力、交易双方的合作情况等变量，有效地提升了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和交易中的谈判地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银行信用组合违约风险的度量和计算对银行监管有着重要意义。使用蒙特卡 洛研究信用组合违约概率时，重要性抽样通过条件独立性和“均值移动”两个步骤实现。本文 提出了一种基于违约相关性矩阵的单步重要性抽样算法。该算法通过主成分抽样选择违约结 构中占优成分，扩大其方差来实现，并给出了最优方差扩大倍数。数值实验证明了该方法在 信用组合遭遇极值事件时，具有一定的计算优势。

信用风险积聚是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银行业2002 年至2006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资银 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时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关系，但与其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由 于“少数股权”的限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未真正改变中资银行的风险行为，不良贷款“双降”主要 得益于大规模财务重组带来的一次性红利和强劲的经济增长。

用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运营过程中的主要风险，因此加强信用风险的有效评估 至关重要。本文借鉴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综合评价的优势，建立了基于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 机和DS证据理论基础上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通过采用国内某商业银行的数据，利用本模 型,BP网络和支持向量机三者做了相应的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相对传统的BP网络和 支持向量机的评估模型，能得出较优的评估结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丰富我国商业银行的 信用风险评估体系和加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信用风险积聚是长期困扰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银行业2002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战略引资对中资银行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时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关系，但与其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由于“少数股权”的限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未真正改变中资银行的风险行为，不良贷款“双降”主要得益于大规模财务重组带来的一次性红利和强劲的经济增长。

信用信用管理作为银行业与生俱来的永恒命题，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尤其在近十多年来，随着金融理论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创新，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尽管现阶段在构建信用风险组合管理模型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如缺乏足够违约参数以有效进行模型校验等一些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组合管理成为代表着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资本协议Ⅱ中，提出应用内部评级法（IRB)计量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的思路，反映了组合管理的部分思想。但是，协议Ⅱ并没有提供完整意义上的信用风险管理框架。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在积极应对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过程中，应该在积极完善内部评级体系和准备各种基础数据的基础上，吸收最新的理论成果，构建真正适合自身资产组合特点和环境的信用组合管理体系。

从明斯基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理论和信息经济学入手，本文首先论述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理论根源，并指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特殊成因。接着应用杜邦财务分析方法进行了实例分析。进而采用多变量信用风险判别模型中的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失败有很好的预测力，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得出企业信用风险状况的定量分析结果。本文首次对EDF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运用EDF模型对ST南洋、马钢股份进行分析时发现该模型并不能对ST南洋、马钢股份信用风险状况做出好的解释。结合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的分析，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价格与其价值不符所至，我国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存在高估现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建设，本文也给出了相应的一些解决方法。最后提出若干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