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长期后续效应是造成中国股票市场熊市的原因之一。本文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策租金与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政策租金经高价IPO行为与股权分置政策而得以累积，又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合理的对价支付水平而得以释放。文章建立一个合理对价率模型，测算得到的合理对价率与实际对价率的偏离度达2倍以上，证实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侵占的政策租金规模。

本文考察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及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的制度安排下所发挥的治理职能。研究表明，作为宏观治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治理作用。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媒体关注程度越高，治理环境越好，“公司治理溢价”越高，信息环境和信息质量越有保证，非流通股股东的私有利益越小，中小流通股股东所面临的信息风险越低，相应地，其所要求的实际对价也会相对较低。反之，中小流通股股东会向那些媒体关注程度较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要求更高的对价。同时，密集的媒体披露水平可以明显影响甚至强化非流通股持股对实际对价所产生的正向相关关系。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媒体的公司治理职能仅在中小流通股股东对实际对价高度满意的研究样本中存在。进一步地，媒体的这些公司治理职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进而使其自身意见更有可能在分类表决中得到体现来加以实现的。

上市公司过度融资现象普遍存在，这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也降低了公司长期业绩。本文通过改进理论模型，以2002-2007年187个再融资样本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适度融资和过度融资公司的业绩变化，利用最小二乘回归以及广义最小二乘回归等方法探究上市公司过度股权再融资对公司长期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况，并且在股权分置改革下，非流通股比例与过度融资程度呈正比，而过度融资公司的业绩显著低于适度融资公司的业绩。过度融资程度越大，公司长期业绩下滑越快。加强对股东的监督和对募集资金的监管能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止过度融资，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股权分置改革作为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重要一环，其过程和效果对今后的改革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和经济后果两方面进行考察，系统地评述了相关研究成果。对于股权分置改革过程的研究，本文分别从股改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股改补偿水平的影响因素及股改补偿的合理性进行考察。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则分别从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水平、企业业绩水平、信息披露水平三方面的影响，以及股改后原非流通股股东解禁和减持时的市场反应和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考察。在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已有研究中的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并为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在控制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考察导致股改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绩效变化的因素，实证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股改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改显著地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业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股改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的；股改预期实现的公司治理完善功能是通过使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形成共同的公司治理利益基础，提升大股东治理的正向作用，以及使机构投资者发挥更加积极的监督制衡作用，并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接管威胁实施创造条件得以实现的。股改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更加有效，尽管无论对于国有还是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改都显著地改善了其绩效。这一结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与国有控股公司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即使在股改完成后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显著改变有关。因而，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仍然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

本文在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建立股票供给和需求的理论模型，分析在需 求和供给变动两个冲击下，流通股股东的累积超额收益。我们进而利用市场模型和市场调整 模型计算流通股股东在股改复牌前后的累积超额收益，并分析检验其截面影响因素。实证检 验发现，累积超常收益和远期股票供给量成负相关关系。在控制流通股供应冲击效应之后， 我们发现公司盈利能力和非流通股集中度与股改价格效应负相关。进一步考虑市场时机和内 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本文创造性地度量了股权分置改革经济价值的市场预期，并提 供了需求曲线斜率为负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股权分置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具体探讨非流通股和流通股流动性、股权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非流通股股东（通常为控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通常为中小股东）之间的确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类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所持股份类型以及他们之间的监督制衡作用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六点建议试图限制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

本文将股权分置改革本身看做是上市公司拥有的永久性美式看涨期权多头, 并 运用期权分析框架, 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时机的选择问题、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博 弈、预期与价格跳跃过程, 找到了该期权定价公司和提前执行该美式期权的最优执行边界, 消 除了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并对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问题提出了 一些政策性建议。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特殊股权制度影响到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和股数科学合理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中国股票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也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现有的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指标修正方法五花八门，也缺少合理的经济逻辑和数据支持。本文证明忽视股权分置现实，或者不适当的修正都将导致偏颇的结论，进而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修正方法，即每股非流通股的价格相当于每股流通股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用实际数据对这个百分比的表达式进行了估计，从而对股权分置条件下价格模型与回报率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显示，经过修正后的模型估计优于未修正的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现在的全流通改革是否公平地补偿了流通股股东。结果显示，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小的公司，补偿是公平的，但对于非流通股比率较高的公司，还是存在着大的非流通股股东剥削流通股股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