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预算约束下，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权事权不平衡，需要预算外其他收入支持城市发展。本文将地方政府融资端和投资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参考公司金融中资本结构相关文献，构建土地市场资本结构变量。根据实证研究发现，城投平台多元化投资对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中土地抵押贷款占比具有显著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多元化投资对土地市场资本结构的影响同地方政府特征具有紧密联系，政府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以及官员之间的关系均会通过多元化投资对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产生影响。而通过对每个城投平台的研究发现，在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中土地抵押贷款占比越高的地区，各城投平台多元化投资的规模越高，其破产风险越高，投资项目的失败率也越高。这一发现提醒我们，政府在参与产业投资时应注意其对土地市场的影响，避免土地市场资本结构中抵押贷款规模过高对城投平台造成不良影响。

出口退税政策被广泛应用于促进出口。但是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出口退税往往出现递延。本文指出，除了出口退税率之外，出口退税的速度和分配也会显著影响企业出口。基于包含企业退税和出口信息的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出口退税递延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出口递延率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企业出口平均降低 14.8%。同时，出口退税递延也会增加企业退出，抑制企业进入，并减少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本文进一步识别出退税递延中存在的“马太效应”现象：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受到退税递延的影响更大，然而，平均而言这些企业的退税递延率反而越高。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在不改变退税总支出的条件下，消除出口退税错配会使得总出口增加 35%。相比之下，完全消除出口退税递延则会使得总出口增加 43%。本文为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思路：即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减少错配，从而促进出口增长。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否趋于硬化，是衡量银行制度改革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通过考察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研究了我国银行制度的变迁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影响。本文发现，从总体上看，1999~2007年间仍然存在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反而从银行获得了更多新增贷款的现象，但是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在此期间不断减少，尤其是在2003年后出现大幅下降。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银行融资中仍然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但是我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改革，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对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揭示出，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不仅在于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在于深化银行业的改革。

本文在D-M框架下建立了一个高等学校预算软约束模型并分析了其中的因果逻辑。本文认为，导致目前我国高校集体性财务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着预算软约束问题。根据本文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硬化高校预算约束的对策，这些对策涉及到高校领导人的任用与考核体系，高校规模与合并问题以及高校的贷款自主权。另外，本文的结论反驳了现在流行的高校投入不足说，以及利用高校合并解决财务困境的不合理想法。

本文在Jeanne和Ranciere（2006）所建立最优储备规模确定模型的框架上进行延展，将一国划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大类，并将中央银行的预算约束纳入模型考虑范围。在拓展的模型中，还考虑了在危机爆发时可能出现的存款外撤、本币贬值等对最优储备规模的影响。外汇储备可以在发生危机时平滑消费和投资水平，但是持有储备也需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根据最优化模型的解，可以对中国的最优规模进行校准标准数值模拟，假定的基准标准最优储备水平表明在2002年到2005年间，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略高于最优水平。此外，还根据数值模拟对各因素变动对最优储备规模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本文以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运用计量模型对1994-2005年间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共同决定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同时发现竞争程度和基础业务能力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有影响，预算约束和金融创新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中国商业银行提高效率的途径是注重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改革，加速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加大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适当扩大中国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的规模，保持银行业适度集中度，并注重健全金融法律制度、重塑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商业银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