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检验了公允价值的估值有用性，鲜有文献考察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性。本文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为例，结合2007-2009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业绩下滑、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诱发了管理层的私利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公司高管通过择机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达到避免业绩下滑的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与业绩下滑程度显著正相关；同时，高管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中获得了薪酬激励，尤其在业绩下滑的公司，高管薪酬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收益的敏感系数显著大于对其他盈余的敏感系数。研究结果从契约有用性视角揭示了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有助于强化对上市公司机会主义会计行为的监管，改善薪酬契约这一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和盈余操控水平后，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发现：股东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显著，而董事会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到下期业绩中。而最终控制人的国有属性则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到下期业绩中。

薪酬激励制度作为在公司治理中改善股东和高管之间代理关系的重要措施，在提高了公司的管理效率的同时，也被2008年至2009年期间的金融危机中高管们频繁的过度冒险行为暴露出，其虽然解决了单个银行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但是却加剧了银行股东与债权人（社会）之间的代理问题。中国银监会等监管机构所颁布的监管措施仅仅是以一种仇富的心态对于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予以控制，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银行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中的根源性问题。同时，这种仇富的监管反倒会在改善银行公司治理中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代理问题方面倒退。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边际递减效应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高管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的作用逻辑，而后选择2001-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具体讨论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发现并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出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