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研究货币政策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数据，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条件变量的条件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改进的模型能够显著提高CCAPM模型对市场整体收益和截面收益差异的解释能力，以M1增速为条件变量效果最好。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主观贴现因子和相对风险厌恶影响市场收益，体现出消费因子风险暴露的时变性，引起各股票组合收益变化；低市值和低账面市值比组合受货币政策影响的敏感性更高。

本文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港通”开通以来三年的投资者账户逐笔交易数据构造了沪港投资者的跨境股票交易的比例, 并首次从微观视角分析了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后跨境股票交易对A股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横截面上，个股中“沪港通”投资者的跨境股票交易比例越高，其AH股溢价越低。进一步分析表明，跨境股票交易中机构投资者或来自香港的投资者参与程度越高更有助于降低AH股溢价。这一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的检验之后依旧成立。本文又进一步发现这一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的A股中更加明显，且伴随着股票流动性的上升。并且这一效应在资本市场单向开放的QFII和RQFII机制中没有出现。这一系列发现表明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机制通过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跨境股票交易，改善了A股的投资者结构和市场信息环境, 并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本文结论支持了在资本市场单向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将有助于改善A股市场质量。

股票市场的开放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而又不得不慎之又慎，新兴经济体的历次金融危机均引发学术界与实践界对国际资本流动是否是重要影响因子的讨论。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1999-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月度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讨论外资股东对所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波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有H股、B股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正向影响，而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因为各种因素在发挥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功能被严重抑制，同时其股份的高难度退出机制使得其则较为容易在二级市场形成冲击，从而提高股票波动率，而持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香港股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主要分为香港本地股、国企股（即H股）和红筹股三个类别，虽然都在同一个市场上市交易，但是由于上市公司性质的不同导致这三类股票的市场特征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比较香港本地股、国企股和红筹股之间流动性差别，并且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探究形成流动性差别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国企股和红筹股的流动性显著高于香港本地股的流动性，主要是由于这两类中资企业股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较于香港本地股较低造成的，国企股和红筹股的逆向选择成本低于香港本地股，信息性交易概率也低于香港本地股。而且，研究发现逆向选择成本和信息性交易概率具有内在关联性，两者互成正比。另外，本文从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的行为角度解释了香港本地股与中资企业股的流动性差别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EC2SLS方法和系统GMM的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和分析了中国双重上市公司A股和H股的交易价格差异的因素，包括制度层面和投资者心理及行为方面。本文发现，QFII的实施显著提高了H股对A股的相对价格，但是投资者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因素起着较大的影响，国内投资者普遍存在的投机心理和其他非理性的投资理念使得中国H股和A股的价格差异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本文试图从微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展开研究，探讨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改对价有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高；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低。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终极控制股东控股的企业，其对价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偏离度越大，股改对价越高；不同的承诺变量对对价的影响作用不同；终极控制股东不同时，各承诺变量的影响作用也有差异。至于企业是否发行B股和H股、董事会规模和外部独立董事对对价的影响作用，本文则未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本文利用Hasbrouk(1995)的信息分享模型以同时在A股市场和H股市场交叉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公司A、H股的价格发现贡献进行了评估，并对交叉上市股票价格发现能力的横截面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虽然交叉上市公司A、H股股票价格存在差异，但是两者的变动存在协整关系且互为调整，平均来看A股比H股股票更具价格发现功能；（2）交叉上市公司间的H股的价格发现贡献存在差异；（3）信息不对称、流动性、交易成本以及市场交易份额是导致各公司H股价格发现贡献不同的主要原因。

以香港上市的202家中资公司(H股和红筹股)和配对的202家内地上市A股公司为样本， 本文从高管薪酬-企业业绩敏感度的角度来研究香港上市是否能够改善我国公司的治理体系。 研究发现，A 股公司高管的现金收入对业绩的敏感度高于香港上市公司，而后者高管的持股 比例对业绩的敏感度要高于前者。 并且，大股东的存在会加大两地上市公司的差异。这意味 着赴港上市能将高管激励从传统的以短期现金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长期股权激励为导向的 体制，而且大股东在这种转换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从实证角度，详细描述了截至2007年12月31日51家AH股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的价差变化趋势，并从公司、市场、利率、投资者、重大政策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AH股价差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同一上市公司的A股对H股普遍存在溢价现象，并且AH股价差在考察区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流动性假说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对AH股价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两地的市场波动及利率变化对AH股价差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投资者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对AH股价差的作用不显著；在控制了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之后，股权分置改革、QDII和港股直通车政策本身对AH股价差并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两地股票市场分割以及内地资本流动的限制是造成AH股价差的根源。

研究境外股指期货市场与国内股指现市之间的价格发现和波动溢出过程，有助于深化股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理论，识别各个市场在价格发现中作用的大小。本文以香港H股指数期货与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为样本，研究境外异地上市股指期货与国内现货市场之间的价格发现、波动溢出等的联动影响。研究发现香港H股股指期货是大陆主要股指的Granger原因，其波动也会溢出到大陆股市。而新加坡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对大陆股市不存在明显的均值和波动溢出效应，更多受到大陆本土市场的影响。最后，论文给出了研究结果对我国开展股指期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