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国家,强制股利支付是改善公司治理和弥补法律保护不足的重要手段,我国自2001年起陆续出台了类似的半强制股利系列政策。然而现有部分研究却发现,半强制股利政策可能会产生监管"悖论"。那么,事实是否如此?以往这些研究主要从监管成本角度来分析,可能忽视了监管带来的收益,我们认为虽然半强制股利政策提高了融资门槛,但也可能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共享,并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股利预期,从而实现治理的"溢价"。本文利用2008年监管政策提供的良好自然实验机会,主要从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角度来评估政策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从总体平均意义上看,半强制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受影响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高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作用更为明显,存在一定的治理"溢价"。当然,半强制股利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差和外部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被削弱。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在"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经济后果,并为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以及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提供了增量证据。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语言影响个体决策的认知效应。本文研究语法结构中的将来时态标记(FTR)是否影响股东对未来收益时间的感知,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研究发现:首先,在不强制要求区分现在和将来时态(弱FTR)的语言环境中,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其次,控制长期价值导向这一文化维度并未改变本文结论,而较高的股东受教育水平和机构持股比例通过提升股东整体理性程度、缓解时间信息的认知差异,削弱了FTR与股利支付的关系,说明FTR可以通过认知机制影响决策。再者,通过研究在美国发行ADRs的其他国家(地区)样本表明,使用强FTR语言的股东比例上升会使企业提高股利支付率。最后,当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越多、代理问题越严重,使得企业收益不确定性更高时,使用弱FTR语言的股东会增加对股利的诉求。本文结论在控制其他语言特征与交互固定效应、选取公元前1500年的粮食产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以1997年香港回归事件构建DID模型等内生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本文实证检验了语言的认知效应,为单一制度背景下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nexus between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dividend policy for 517 listed non-financial firms operating in Asian countries between the 2008- 2017 period. The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System-GMM) reveals that stronger investor prot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dividend payouts, and firms increase dividends, specifically i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the extent of disclosure and director liability and also ease of shareholder suits. Besides, the results highlight that firms pay out fewer dividends in cases of growth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in environments with stronger investor protection, more 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 and common-law system. Results are robust when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are implemented.

Using a new case-level dataset we document a set of stylized facts on bankruptcy in China and study how the staggered introduction of specialized courts across Chi- nese cities affected insolvency resolution and the local economy. For identification, we compare bankruptcy cases handled by specialized versus traditional civil courts within the same city and filed in the same year. We find that specialized courts decrease case duration by 36% relative to traditional civil courts. We provide evi- dence consistent with court specialization increasing efficiency via selection of better trained judges and higher judicial independence from local politicians. We docu- ment that cities introducing specialized courts experience a relative reallocation of employment out of zombie firms-intensive sectors, as well as faster firm entry and a larger increase in average capital productivity.

传染性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特征，基于中国金融实践研究金融风险的事前传 染对于健全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意义重大。 本文利用具有 事前不确定性的网络模型研究中国银行系统的偿付能力风险传染， 分析银行系统的崩溃 机制，同时评估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动情况。 研究发现:破产不是损失传染的必要条件，银行 对交易对手未来违约的预期有时会引发即期损失; 银行对交易对手的价值重估具有网络 效应，在外部冲击较大时会导致“估值踩踏”与银行系统崩溃;系统性风险主要受银行间关 联性影响，2016 年以来，随着金融监管加强，中国系统性风险总体水平显著降低;银行脆 弱性与银行间杠杆有关，银行系统重要性与银行间资产规模有关。 据此建议监管层要求银 行制定明确的恢复与处置计划，稳定市场预期，避免“估值踩踏”;同时加强同业创新监管， 将银行同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完善政策救助与政策干预框架，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特征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受到学界和业 界的广泛关注， 监管机构逐步要求银行采取前瞻性的计提策略以应对贷款损失准备的顺 周期特征，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银行是否考虑当前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前瞻性计提? 本文选取 2004—2017 年中国 126 家商业 银行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显著正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越多，在考虑地级市领导人更替、银行高管更替、宏观经济层面遗漏变量，以及使用工具 变量的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保持稳健。 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上市银行、外资持股比 例较高、中小银行中表现更为明显。 从银行风险管理角度的机制分析发现，不良贷款越多、 风险储备越少的银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越多，说明风险预 防动机是其主要目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银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计提，有 助于稳定银行收益、降低银行破产风险。 本文的研究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为中国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

本文利用破产概率对承保巨灾风险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分析。选取我国大陆1995~2017年 地震损失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 POT 模型拟合巨灾损失分布，有效提高了巨灾损失估计的精确度。利用 更新风险模型刻画保险公司盈余过程，得到保险公司破产概率的解析解，弥补了经典风险模型不足。研究还 进一步分析了投保率、初始资本等因素的变动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 建设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新型金融组织、业态和产品不断涌现，给传统的机构型分业监 管模式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金融监管进入大变革时代。在 2017 年 11 月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后，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调整原来的 “一行三会” 为 “一委一行两会”。此番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强监管 协调，引入功能监管和强化审慎监管，但仍然保留了以行业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在监管逻辑上，应当借鉴 经济学的丁伯根法则和公共选择理论，金融监管应当以统筹防范金融风险为中心，根据金融风险的分类界定监 管政策目标，配置相应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协同效应和减少冲突效应，并保障监管部门有能力抵制相 关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在改革路径上，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变革监管模式，但这符合我国现阶段金融特点和市 场发展水平，值得充分肯定; 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制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具体国情， 进行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从分业监管完全转为混业监管。在混业监管模式中，不宜采用将各个分业监管机 构简单合为一体的统合监管模式，而应采用目标 ( 双峰) 监管模式，按照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目标差异划分 监管职责和设立监管机构。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金融抑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 型，并结合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估计和模拟分析，详细讨论了当经济 中存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和金融抑制的特征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 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最优政策组合。本文发现:在现有的 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当在稳定产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货币 政策则应该更加侧重关注通胀。尽管民企 “融资贵、融资难”的问 题与金融抑制有关，但在国企市场势力较强的现实条件下，金融抑 制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可以用更低的融资成本促进国企产出，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企市场势力较强带来的效率损失。此外，我们 还通过政策试验发现，如果推动国企改革降低其市场势力，金融抑 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时最优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小对经济波动的 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