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都比较关注创投机构的增值功能，但少有人深入研究到底是创投提升了企业业绩还是发现了企业业绩并选择了企业。本文首先分析了创投与被投资企业业绩间互为因果的内生关系，然后用工具变量法和滞后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分别检验创投机构对企业业绩的筛选功能和增值作用。以深圳创业板2009-2011年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得到的实证结果显示，创投机构的投资和持股因素在各种模型检验中都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企业业绩对创投投资概率的影响不明显；多种均值比较结果显示有创投支持的企业其综合业绩、长期业绩均值以及创投投资前的业绩都比无创投支持的企业差。

影响决策之变量有个人特征、社会影响及情境因素等等，其中个人特征部分又分为：个人资源、动机涉入、知识、态度、人格、价值观与生活型态(Engel 和 Black wall，1990)。而态度，是指人由经验而组织起来的对人、事、物以及周围世界所做的评价，既反映出个人对某些事情的感觉，也是一种相当持久且一致的行为倾向（荣泰生，1999）。而金钱意义除了表面上的购买能力外，还对不同人所代表的意涵也是有所不同的（Keller, C., & Siegrist, M.，2005）。故投资人对金钱的态度会影响投资者决策行为；而投资者不同的风险承担程度会对投资动机产生影响(陈丽梅，2010)。 　　因此，本研究将以(Farley,2000)之风险承担程量表包括风险规避、风险接受及风险偏好三个构面； Yamauchi and Templer(1982)的金态度量表包括权?/名望、保?/时间、诱惑以及焦虑四个构面；及江佳宇(2006)之投资决策量表包括投资信息、产品熟悉度、商业消息、投资者信心及投资意图五个构面对三个变量作为衡量之基础。以观察风险承担程和金钱态度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同时以金钱态度作为中介变项解释投资决策，以探讨潜在依变项金钱态度是否能增加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的解释力。 　　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口统计变量分析发现：性别对各变数皆无显著差异；而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投资经验对各变量皆有显著性差异；婚姻状况则只对风险承担形成显著差异；而投资时间之长短则不会显著影响风险承担程度，但显著影响其他变量。各变量以结构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作研究工具分析发现：(1)风险承担会影响投资决策部分成立。(2)金钱态度影响投资决策部分成立。(3)当金钱态度作为完全中介变量以增加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的解释力部分成立 ,即投资者金钱态度能作为风险承担对投资决策之中介作用。

提 要：本文简述了平均劳动生产率与GDP间的关系、1PYN=GDP/n的超主权性货币本位意义及其实用性优点、 人民币的超主权化方案及其管理措施等，启示基于平均劳动生产率货币本位基础上的世界金融王道，才是中国金融崛起的强大理论武器。

外部失衡的实质是地区间的资本回报率差异。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发现投资限制才是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源，金融摩擦反而有利于降低外部失衡的规模。通过在HOM模型中引入投资限制与金融摩擦，分析表明政府对于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将导致民间资本难以进入供给不足的受控产品部门，只能集中于竞争性的一般产品部门。在导致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的同时形成产能过剩，降低了民间资本的回报率，形成出口竞争性产品输出过剩资本的格局。而金融摩擦的存在，会缓解一般产品部门投资与供应过剩的局面，从而降低外部失衡。本文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困境的有效路径为：首先放松管制，其次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垄断性行业，最后再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

公司价值和风险的研究是公司财务的重要内容，我们将CEO性别因素引入到公司价值和风险的研究中，利用事件研究，构建CEO性别和公司价值、公司风险的关联模型，研究结论表明：CEO上任事件会影响公司的价值，而女性CEO的上任对公司价值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女性CEO上任会降低公司风险，高风险公司更愿意任用女性CEO。

随着审计工作的不断深化和审计影响的不断扩大，审计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审计机关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审计轮换制度作为一种提高审计质量的有效途径引起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审计轮换为研究对象，分别讨论了审计的变更类型、变更意愿以及变更年限对审计意见产生的影响。文章的研究结论是：审计师变更要远比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产生的影响要大；就变更意愿而言，强制变更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力要远小于自愿变更。

并购重组是企业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从2002年到2012年的11年的并购重组数据，按照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针对短期和长期效应，利用CAR和日历时间效应方法，研究了并购重组是否带来了股东财富的增加，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无论是并购公司还是目标公司，并购事件首次公告日后的股东财富显著降低，公告日是否休市对股东财富的短期效应影响显著；长期内，规模和账面市值比是影响股东财富效应的重要因素，规模较大的并购公司股东财富有显著增加，而高账面市值比的目标公司被并购后股东财富也会显著的增加。

基于2001年至2009年A股市场786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公司特质波动的演变，及产品市场竞争、股权分置改革和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在总波动中的占比下降，意味着市场信息效率的降低。而在引起这种变化的因素中，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能显著增加公司特质波动的绝对水平，这意味着日益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票市场的效率。另外，股票收益率的公司特质波动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力度、进度显著负相关。而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也有利于降低公司特质波动，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力度普遍很小。

机构投资者是市场波动的稳定器还是放大器？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稳定器作用？通过基于股票横截面特征因素，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运用横截面OLS回归和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考察我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与股票波动性之间的关系，及持股偏好与股票波动性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影响着其与股票波动性的关系，通过提高机构投资者市场比重并不是稳定市场的关键，应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引导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这样才能使其起到稳定市场、降低市场波动的作用。

本文深入探讨了“信贷所有制歧视”现象的微观机理。本文实证发现，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债务成本显著更低，且该成本优势源自国有控股权的“政权关联效应”和“信息释放效应”。一方面，政府向国企提供隐性担保和资源倾斜，并能直接干预银行决策；另一方面，特殊的监管激励机制使国企信息更真实、风险偏好更弱，有更低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以上机制使银行信贷预期损失更低，交易成本更节约，“隐性合约收益”更大，因而会向国企提供更优的信贷条件。可见，“信贷所有制歧视”是当前制度下国企、政府和银行三方利益互动、理性选择的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掌控，削弱其与国企间的利益关联，并从制度上增强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信贷所有制歧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