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次系统的研究了我国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对集团成员企业业绩变化及其业绩变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集团成立财务公司后集团成员公司的业绩出现显著的下降，与配比公司相比，成立财务公司的成员企业业绩差于未成立财务公司的集团成员企业，但成立财务公司集团成员企业的业绩变化比后者变化平稳。本研究指出，掏空理论能够解释我国集团企业成立财务公司后成员企业业绩下降。对于成员企业业绩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成员企业的成长性越高，成员企业的业绩减少的越快，同时，成员企业的债务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抑制掏空。

本文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香港上市企业的债务比例要显著高于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而且两地上市企业的特征差异（包括企业规模、行业分布、资产结构、盈利能力、投资机会等）无法解释它们在资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我们猜想两地资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两地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该假说。

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拉大与员工的薪酬差距问题饱受争议。本文采用高管股权激励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非递归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了高管股票期权、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具有长期性；业绩增长抑制了次生激励，而次生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反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明显，非国有控股公司则没有显著性；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的高管权力对次生激励具有显著性影响。此外，员工人数及资产规模对次生激励分别具有促进与抑制的效应。

本文以2006-2010年深圳中小板上市的风险投资支持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对其支持企业的IPO抑价以及上市后长期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风险投资声誉对IPO抑价无显著影响，但是低声誉的风险投资存在着过早将所支持企业推向IPO市场的动机；其次，风险投资声誉与被投资企业的长期经营业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后，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两种类型的企业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均出现了下滑，股票的收益情况也差于大盘，但是高声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业绩下滑程度更小，股市回报也相对较好。

基于官员董事的视角，本文将对政府股权与银行行为关系的研究推进到董事会层面。我们以我国2006-2010 年的城市商业银行样本考察了官员董事这一特殊的政治关联方式对银行审慎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官员董事特征及独立董事、女性董事的作用。结果表明相比没有官员董事的银行，存在官员董事银行的审慎行为较差，且官员董事的行政级别越高、年龄越大，这种作用也越大；更重要的是银行股权性质事实上并没有对审慎行为产生显著而稳健的影响。同时，独立董事能够显著的弱化官员董事的作用，且在没有官员董事时，女性董事能够增强银行的审慎行为。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定义问题，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银行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日本在2001年3月引入了“量化宽松”政策，为了达到政策目标，日本银行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本文通过细致分析日本银行所使用的具体操作方式，发现日本银行不仅对国债和抵押资产证券进行操作，而且将买入汇票和外汇干预都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然后，通过将日本银行的操作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对比，本文发现，虽然在操作中介目标、操作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个央行都将流动性以准备金的方式留在银行体系内，没有明显增加流通中的现金，致使货币创造能力下降。最后从两国金融体系、贸易部门重要性和货币的国际地位等角度分析了两国操作方式差异的原因。

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化媒体的时代。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显著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拥有舆论制造与传播的条件，这给商业银行的舆情管理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应对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情环境，及时发现和预警各类舆情危机，借助新媒体树立商业银行形象，成为银行舆情管理的新课题。本文深入分析了社会化媒体时代舆情环境的变化与舆情危机的特点，并提出了商业银行应对舆情危机时应采取的策略。

本文以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的薪酬差距和政府补助的情况，并检验了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会对其薪酬差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府补助会显著增加高管薪酬，并显著扩大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国有企业的政府补助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高管薪酬增加的幅度显著高于普通员工薪酬的增长幅度，从而使国有企业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中，该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即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时支付了更高的高管薪酬，导致其薪酬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发现，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政府补助不但没有在社会再分配中起到对初级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初级分配的不公平。本文用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反映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以更细致的数据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数据，量化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粘性程度，即高管薪酬随着业绩上升的上升幅度大于高管薪酬随着业绩下降的下降幅度的程度，并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越大，高管的冒险精神越大，从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高管薪酬机制的内在特点是影响高管行为的直接原因。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粘性程度与过度投资的显著正相关系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中并不明显，而在地方政府控股公司和民营企业中较为明显，说明了2004年以来国资委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规定以及有关投资规模的规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本文首次将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进行量化，并检验高管薪酬的粘性程度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研究从高管薪酬机制本身的特点分析了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直接原因，以期为高管薪酬机制的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6－2010年在沪深两市通过定向增发实现再融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次在全流通背景下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投资者异质信念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向机构投资者增发新股；投资者异质信念与定向增发规模负相关；当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时，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大股东越有动机利用资产认购新增股份。本文的研究拓展了行为金融理论在企业融资特别是增发融资方面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