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有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将FDI 投资者采取灵活进入策略的情况也纳入考虑的三阶 段实物期权模型，分析了影响FDI 进入模式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1）在 经济快速增长、市场需求波动较大的国家或地区，FDI 投资者倾向于选择绿 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而在经济增长较慢、市场需求稳定的国家或地 区，FDI 投资者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2）东道国利用 外资的政策直接并显著影响FDI 进入模式的选择，外资倾向于按照东道国政 府鼓励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3）相对于绿地投资方式获得的目标企业外 资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获得的目标企业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和更大的规模。

本文首次考察了机构持股、流动性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对信息效率的影响。基于三种 不同的信息效率测度，我们发现，机构持股比例的增加以及流动性水平的提高均会促进信 息效率。进一步，通过引入机构持股与流动性的交互作用，我们发现中国证券市场一个有 趣的现象：随着流动性水平的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信息 效率。这可能是因为伴随着高的交易量，机构投资者利用私有信息增持股份的信息被更多 的投资者获取并加以模仿，导致股价有偏（如羊群行为）且所承载的私有信息减少，从而 减弱了信息效率。

本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季末橱窗粉饰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2003 年 到2011 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净值数据，我们发现我国基金市场存在显著的季末 橱窗粉饰现象，且基金经理学历、工作经验、任职时间、基金历史业绩以及赎回 压力这些因素对窗饰程度影响显著。对基金重仓股的检验则发现，股票的基金持 股比例越高，季末橱窗粉饰程度越大。这些发现支持了我国基金管理者因为自身 动机而操纵季末所持股票价格的理论，为监管层规范机构市场行为提供了证据。 根据本文研究建立的套利投资组合还可以获得较稳定的超额回报，为投资者交易 提供参考。

长期以来国内研究者一直忽视了对我国股市中系统流动性变动来源的研究。本文利用 Coughenour & Saad(2004)两步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股市中机构投资者非自愿性交易行 为与系统流动性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一个投资者群体的开放式基金，其非自 愿性交易行为是导致我国股市系统流动性变动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新的角度 丰富了对我国股市中系统流动性变动来源的解释。

本文在理论模型的研究基础上，搜集样本上市公司数据，控制相关变量后研究异质信念对 信用价差之谜、对冲失效异象的解释力度。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公司层面变量、市场流动性指标 及宏观经济因素等之后，异质信念对信用价差的解释力度仍然显著，且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通过Logit 回归检验投资者信念偏差和对冲失效的关系得出异质信念确实是证券市场中存在对 冲失效的原因。

本文将黄金期货市场的交易者分为投机者和套利者进行分析，构造了一个关于期货价格决定的市场均衡模型，分别对具有过度自信心理的两大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购买方向和购买数量) 进行分析,在导出他们的决策函数后,按照市场出清的条件得出市场均衡时的期货价格,以此分析过度自信心理对黄金期货价格及其波动率的影响并继续分析了其对投资者效用的影响，得到了比前人更贴近现实的结论，最后用模拟的方法验证了结论。

对恒生指数收益率进行自相关和条件异方差分析，剥离出平稳独立同分布的历史滤波噪音序列。假设噪音服从正态，及两类纯跳跃列维过程—调和稳态(CTS)、速降调和稳态(RDTS)，以建立风险中性条件Levy-GARCH模型进行期权定价。研究结果表明：噪音序列呈现尖峰有偏和肥尾的非高斯特征；调和稳态拟合与定价能力较正态好；资产价格存在跳跃速降趋势；布朗运动低估了金融市场震荡程度；速降调和稳态过程定价能力更加稳健。

股指期货在资本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防范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科学准确的预测其 收益波动率对充分实现股指期货避险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以线性非负模型为 基础，通过幂转换以及不设定扰动项的具体相关结构和分布形式，构建了一个半参数预测 模型来预测高频环境下股指期货市场波动率。模型采用基于极值估计量的两阶段估计法进 行估计，Monte Carlo模拟实验表明该估计方法的渐进性质表现良好。此外，以沪深300 股指期货的5分钟高频交易数据为例，运用滚动时间窗的样本外预测和最新发展起来的具 有Bootstrap特性的MCS检验，在多种稳健损失函数下，实证评价和比较了新构建的半参数 预测模型与其他7类波动率预测模型对高频环境下沪深300股指期货波动率的预测能力。实 证结果表明：在多种稳健损失函数的评价标准下，新构建的股指期货波动率的半参数预测 模型是预测预测能力最好的模型。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广大普通居民家庭的财富得以快速积累，使更多的普通投资者参与到股票和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投资中，此背景之下在如何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实现家庭财富的保值与增值就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通常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和投资策略会因其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或不同年份而不尽相同，而广大普通家庭投资组合选择中所表现出的年龄效应和时间效应汇聚所产生的合力，更会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影响。以家庭股票市场的参与选择作为研究视角，本文选用2005-2007年来自全国23个城市的3870个家庭样本，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指标，分析了生命周期效应和年份效应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普通家庭的参与决策。首先，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财富积累能力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后，家庭直接参与市场的选择依旧表现出一定的年龄效应，中国居民家庭股票市场的直接参与率随年龄呈现出“钟形”分布。此外，在数据样本的时间区间家庭参与率有明显提高，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持有股票等风险资产，投资组合逐渐从简单变得复杂。

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送转”现象十分普遍，并成为投资者炒作重要题材。不同于传统的股利分配视角，本文基于投资者货币幻觉与管理层迎合理论，从高送转引起的“填权”效应入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借鉴Baker et al.(2009)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低股价股票偏好程度越高、货币幻觉越严重，上市公司管理层越倾向于通过高送转来降低股价、迎合投资者需求，并且投资者低股价偏好程度越高，上市公司高送转的比例越高、送转后的价格越低。进一步结合投资者交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高送转预案宣告后个人投资者净买入显著增加，且净买入的增程度加随着送转比例的提高而提高，而相应的机构投资者在送转宣告后净买入显著减少。此外，长期来看高送转后上市公司投资回报下降，说明基于高送转事件的买入是非理性行为。总体来说，上市公司高送转是管理层为了迎合个人投资者因货币幻觉产生的低股价偏好而采取的公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