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首先分析了新股发行“三高”现象，并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缺陷，新股发行制度和外部环境等几方面深度剖析了新股发行“三高”现象的成因，最后提出了明确资本市场定位、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建立强制分红制度、完善退市制度、健全监管法律体系等破解新股发行“三高”问题的对策建议。

上市公司过度融资现象普遍存在，这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也降低了公司长期业绩。本文通过改进理论模型，以2002-2007年187个再融资样本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适度融资和过度融资公司的业绩变化，利用最小二乘回归以及广义最小二乘回归等方法探究上市公司过度股权再融资对公司长期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融资的情况，并且在股权分置改革下，非流通股比例与过度融资程度呈正比，而过度融资公司的业绩显著低于适度融资公司的业绩。过度融资程度越大，公司长期业绩下滑越快。加强对股东的监督和对募集资金的监管能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止过度融资，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通过物理方法研究经济学均衡问题，争取实现经济学的数值解法

本文利用Wang(2010)提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针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09年面板数据研究融资约束对其技术效率的影响，从而在公司微观层面为技术效率以及融资约束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采用传统指标(公司规模、杠杆率和公司年龄)以及依据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估计的融资约束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发现融资约束对于公司技术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利用短期融资券推出作为自然实验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此外，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更大程度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着力完善信贷市场机制，缓解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为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奠定基础。

首先分析了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及制造业工资的变化趋势，然后构建了工资上涨对进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接着实证检验了工资上涨能否调整外部经济失衡。研究表明，工资水平的上涨对顺差的影响是负向的，工资上涨可以调整失衡，而且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影响是逐渐增大的。具体来看，工资上涨使得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从而带来出口的减少。而工资的上涨使得消费增加，从而带来进口的增加。另外，还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GDP、老龄化、储蓄率等因素对顺差及进出口的影响。最后，给出了中长期的政策搭配建议。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活动的价值取向，造就了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趋利性，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也败坏了金融系统自身的形象。金融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重要媒介，承载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所以应当按照遵循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属性、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特性等原则，重塑我国金融系统的核心价值观，以此引领我国金融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壮大。

增强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减少银行信贷亲周期效应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宏观经济波动下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调整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2000—2010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面对宏观经济波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呈现出显著的逆周期调整特征，并且其主要是通过增加资本净额的方式实现的，另外，不同特征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逆周期调整行为表现出较大差异，国有银行和大型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特征显著弱于其它类型银行。

本文利用2009年至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主板、中小板块和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司相关数据，通过一个自然实验过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IPO超额申购分配制度变化对IPO发行抑价的影响，并评估了相应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取消超额申购平均配售制度的改革有助于提升中小板IPO发行定价效率，而对创业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影响创业板IPO发行抑价的仍然是二级市场上的非理性因素。

新兴市场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发往往是其开放之路上的最后一道闸门。本文基于新兴市场的经验事实，从宏、微观层面系统阐述了股票市场开放后外资股东对新兴国家资本市场稳定所形成的各种正、负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发现外资股东对波动率的正负影响机制的还受到诸如监管水平、本土金融机构竞争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法制环境等外生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放要注重保护好外资股东与其持股比例相称的股东权利，这样有助于在股票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

股票市场的开放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而又不得不慎之又慎，新兴经济体的历次金融危机均引发学术界与实践界对国际资本流动是否是重要影响因子的讨论。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1999-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月度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讨论外资股东对所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波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有H股、B股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正向影响，而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因为各种因素在发挥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功能被严重抑制，同时其股份的高难度退出机制使得其则较为容易在二级市场形成冲击，从而提高股票波动率，而持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则不存在上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