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金融杠杆与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对国际金融市场杠杆原理的基本阐述，但未做具体的杠杆投资风险分析。“解读金融杠杆”以iPhone举例分析了金融杠杆的基本操作原理，投资者基本了解到影响到投资成败的主要因素是“风险因子”与“保证金比例”。首先，“风险因子”由“资本金”和“合约数量”确定；其次，在“资本金”已定的条件下，“保证金比例”决定了投资交易的“风险因子”，从而影响着投资交易的风险程度。在使用杠杆进行国际金融投资过程中，关键由合约数量、资本金、保证金比例（杠杆），三个因素直接影响着“风险因子”，这也是投资者在杠杆投资过程中值得谨慎注意的三要素。

截至2012年底，中国企业年金的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参保率仅为8.04%，很难起到真正有效的补充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数据，从人力资源效应、节税效应和所有制效应等企业提供企业年金的激励因素着手，考察中国企业年金参保影响因素。首先进行单变量列联表分析，然后进行多变量Logit回归，结果显示：①人力资源效应得到验证，文化程度、工作年限、职称和职务与职工企业年金参保概率正相关；②节税效应没有得到验证，地方政府如果出台过比中央更优惠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该地职工参保概率反而更低。产业与参保概率无关，上市企业职工参保概率更高；③所有制效应得到验证，国有企业的参保概率更高；④控制变量中，地域与参保概率相关，西部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年龄与参保概率负相关。性别、婚姻、政治面貌、户口、民族等与参保概率无关。这表明：①激励中国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主要市场因素是企业年金的人力资源效应，企业借企业年金吸引、激励、保留员工；②主要非市场因素是所有制效应，国有企业借企业年金打破薪酬管制；③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显著。政府应考虑对企业年金覆盖率、缴费水平等进行更详尽的数量规制，并审慎考察税收优惠政策。

通过分析商品产业链及相关的投入产出，本文认为：任一商品在其产业链中实现的GDP之和，与该商品的最终售价相等，故消费对GDP的具体影响较为简捷；投资对GDP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因其受制于相关投入产出率、资本有机构成、最终消费状况等因素；运用现代计算技术，对众多商品产业链进行分析，可准确测算其中的消费、投资对GDP的具体影响、相关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量等，使相关宏观数据的基础更为坚实……

本文首次利用包括消亡基金在内的大样本阳光私募分析了尚未在公募基金中发生的消亡现象。我们发现该行业的年消亡率达13.55%，相应的幸存者偏误为0.99%/年。Probit消亡模型表明，不同于美国对冲基金，我国阳光私募的消亡与其原始收益率无关，但与风格调整后收益率（原始收益率与同期行业平均收益率的差额）显著负相关。另外，业绩波动大、规模小和年轻的基金容易消亡，而固定管理费和业绩提成费高的基金则容易存活。

本文首次利用手工收集的493只非结构化阳光私募基金样本，并综合使用基于CAPM和FF3的8种因子模型从基金个体、基金组合、基金经理以往职业经历（分为公募系、券商系和民间系）等角度考察阳光私募基金绩效。实证研究发现：阳光私募总体上跑赢市场；其中，公募系和券商系虽无择时能力，却具备优秀的选股能力；民间系具有一定的选股能力，但存在糟糕的择时行为。我们还发现基于FF3的因子模型解释能力更强，其中GII-FF3模型能更有效的识别基金的择时能力。

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金融三个维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基础上，对山东省金融发展的三维支持体系现状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金融宽度与广度不足是制约山东乃至我国经济向科学发展转变的主要因素。金融体系各个维度均衡发展，合理发展金融深度，拓展金融宽度与广度应是当前金融发展的主旨与趋势。

欧美全球性银行的交易银行业务历经多年发展，已经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发展模式。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化进程不断提速，银行业务尤其是对公业务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交易银行以其风险可控、资本节约、收益稳定的独特优势，必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国内银行对公业务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而国内商业银行在建设交易银行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健全多层次的协同机制，提升多维度的协同能力。

本文在标准的Philips 曲线设定下，通过扩展该模型实证考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作用。本文研究的样本所涵盖的是1993 年1 月至2012 年6 月的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在标准线性模型设定以及Markov 机制转换设定下考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动态变化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地影响着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而且个别类别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的传递效应相对较高。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用来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存在颇多争议，投资机会的 衡量偏误和融资约束分组的样本选择偏误对研究的可信性困扰已久。鉴于中国银行为主导的 融资渠道，本文利用银行授信进行分组，通过模型设定检验，发现投资机会的衡量偏误和授 信分组的样本选择同时影响了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统计推断。然而，在控制了二者的 影响后，没有授信的公司表现出显著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获得授信的公司则没有表现 出这种特征。因此，本文认为，在合理控制衡量偏误和样本选择偏误后，投资-现金流敏感 性可以作为检验融资约束假说的依据。

This study analyses financial consequence of the moral hazard activities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2002 to 2009, we find that firms with a wider divergence between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control rights and cash flow rights are more financially constrained and the cost of equity is significant higher in these firm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potential tunneling and other moral hazard activities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are facilitated by his excess control rights. These activities have a real impact on corporate financial outc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