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介绍风险预算理论以及Omega方法的思想，提出基于Omega的风险预算方法，然后根据新的方法构造投资策略。根据三种基金指数构造基于风险预算的投资组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风险预算的投资策略的夏普比和Sortino Ratio好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比债券型基金稍差一些，但收益更高。然后将基于风险预算构造的FOF与根据现有的FOF产品构造的FOF指数进行比较，结果证明本文构造的两种FOF投资策略表现明显优于FOF指数，说明该方法在基金组合管理中的优越性。文章最后对本方法的优点和不足进行分析。

投资者从银行借贷投资是现代金融市场的常态。信息不对称及其带来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和风险转移问题，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文章引入贷款比率进一步扩展了Allen-Gale模型，并用以说明贷款比率变化对资产价格泡沫生成的内在机理和所产生的影响；贷款比率越大，资产价格泡沫越大；并用具体数值进行了模拟实证检验。

This study employs the Gerneralis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GARCH)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sensitivity of Chinese bank stock returns to market, interest rate and foreign exchange rate risks. Daily data are used to model these risks over the period 2007 to 2010.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arket risk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Chinese bank stock returns, along with foreign exchange risk. However, interest rates risk tends to be insignificant factors in Chinese bank equity pricing process over the period considered.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两市1997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数据，分别在二元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和Carhart(1997)四因子模型框架下检验了我国股市收益与市场流动性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单位流动性风险溢价存在显著的时变性，可区分为“低流动性β”和“高流动性β”区制；但是，当控制了Carhart四因子后，时变性仍然显著，低流动性β区制下的流动性溢价则不再显著。此外，我国股市存在流动性转移（flight to liquidity）现象。股市的高换手率、高波动和经济增长的放缓可对此时变性进行预测，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变量则不具前瞻性。

因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软化、存款准备金的减少带来了货币政策低效或无效的局面。通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各项贷款征收法定准备金构建了一个准备金政策新框架，用以分析货币政策的需求结构效应，以实现针对性地调节总需求结构。并且，实行贷款准备金政策可以消减存款准备金的制度缺陷、重建准备金制度的威力、强化货币政策的效果。

本文基于中国股市中股票除权后的价格过度联动现象，重点研究了投资者分类偏好在股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投资者情绪对过度联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除权后股票价格与低价股组合的联动明显加强，而与高价股组合的联动却明显减弱；（2）投资者情绪对过度联动存在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情绪高涨的牛市行情期间，该影响尤为明显。该研究为BSW（2005）基于偏好的联动提供了直接的中国经验证据，同时为投资者情绪对资产定价存在重要影响的行为金融学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所著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指出：“社会不平等很明确地与地位相连，也许最好可定义为社会流动性的极端缺乏与对自由竞争的可能性的严重妨碍”，“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一个国家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计划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更大的平等是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的前提条件”。建立符合穷人需求的金融创新机制以及实现穷人在资金获得上的平等地位可以缓解乃至根除贫困问题，本文阐述了穷人可以通过出售自身收入权以获得资金进行自我发展从而摆脱贫困现状的金融机制以及建立收入权交易市场构想。

对宏观变量是由确定性趋势所主导还是由随机趋势所主导的区分涉及预测精度以及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认知理念等问题。在不考虑结构变化条件下，大多宏观序列是单位根过程的观念被广为接受，但结构变化是数据的常见特征，并且相当一部分都是平滑转换的渐变过程，本文重在强调将这种效应考虑在内时单位根观念的认知需要扭转。文章用傅立叶级数逼近的方法拟合含有结构变化的序列，与先前研究不同的是在处理突变方式上把对突变位置和突变方式的估计转化为恰当频率的选择问题。对中国15个代表性宏观时序的考察说明只有股票价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有充分的理由被认为是单位根过程的实现，而其他变量——包括实际GDP和进出口——被视为平滑转换的趋势平稳过程更为合适。这意味着排除掉平滑转变的结构变动后，中国的经济周期确实是围绕在确定性趋势上的波动，具有较长持续性效应的冲击不是整个噪声扰动，而仅是造成结构变化的历史事件。在政策内涵上，本文的结论支持了由政府主导的意在改善基本面的大型冲击是有可能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发挥积极作用的观点。

QFII在A股市场将近10年的投资实践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绩效评价前提，而国内文献主要基于水平的视角、通过对国内投资同行（尤其是基金）的交易行为和投资对象（上市公司）的内外治理影响进行总量研究。在概念准备和指标选择的基础上，构建了考察其垂直分层绩效的理论框架，并且根据沪深A股市场的指数收益率变化，实证计量了依次推进的三个层次，以推进QFII评价的理论与实践，供A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规制参考。结论为负的一定的审批政策效应、正的微弱的资金数量效应和负的比较显著的策略溢出效应，据此给出了适度加大QFII的资金审批额度、恰当改进股票投资税收政策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的监管改进建议。

本文从外汇市场异质性交易者的假设出发，从理论上研究中间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合意波动区间。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区间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之为“中间陷阱”的不稳定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外汇市场的投机势力对汇率走势的作用过大，由此当经济冲击发生时，经济体的“市场效应”与“自我调节效应”的方向相反，且无法被“自我调节效应”抵消，从而导致经济体无法向均衡状态回复。各国应根据本国经济状况及外汇市场的投机者比例选择合意的汇率波动区间。本文还提出了识别一国汇率波动区间“中间陷阱”的简洁的实证检验方法。进而实证检验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处于哪个区间，发现其正处于“中间陷阱”，并不是合意的波动区间，因此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是我国汇率政策选择和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