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compare the effects of futures market margin policy on trading activity and volatility between the China margin system and the U.S. margin system. In China margin levels are set as a fixed percentage of the underlying futures contract value and change daily as futures prices change over time. In contrast, margin is set at a fixed dollar amount for most contra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infrequently adjuste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exchange’s clearinghouse. We provide a theoretic model on how the changing margin cost between market-up days and market-down days would affect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short term speculators and long term hedgers in the Chinese futures market and their different effects on market volatility. The model shows that the futures price shocks should have an asymmetric effect on trading volume and volatility in the Chinese market but symmetric effect in the U.S. market and futures price should have a return dynamics that is more stable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an in the U.S. market. Using Soybean futures data from the Chinese and U.S. markets, we compare price and volatility dynamics between the two markets and fi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our theoretic model and hypothesis.

本文以富豪榜上榜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媒体关注度高的股票收益反而低于低关注股票这一“媒体效应”的产生原因，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基于传统金融理论的“风险补偿假说”和基于行为金融学中投资者有限关注的“过度关注弱势假说”。研究结果显示被报道股票在事件期内产生了直接的负的超额收益， 而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算法构建的控制组股票收益并不显著，说明“风险补偿假说”不成立， “媒体效应”的来源并不是低关注股票的正收益。事件期内被关注股票的交易量显著放大，并且日历时间组合方法在事件日前得到了显著的正收益，在事件日后则转为显著的负收益，基本符合“过度关注弱势假说” 。

在2004年到2006年美联储不断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过程中，美国的长期利率不降反升，此现象被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称之为长期利率之谜。同期中国人民银行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也快速增长。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别在参数不变和参数可变的假设下对此二者的相关性进行了动态分析，发现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绝对数量以及相对比例的不断增加，显著地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中国因素是造成美国长期利率之谜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在绻统总结了企业R&D投资与内部资金关绻的相关理论与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R&D投资进行了 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R&D投资会因为其特殊性质而造成企业与外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得不到债权人资金的支持而依 赖于企业内部资金；2、股权结构会影响我国企业投资与内部资金之间的关绻，股权的集中有助于企业充分配置内部资金进行 R&D投资，并能减帑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代理问题；3、我国企业的投资与内部资金不存在U型关绻。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我国企业 R&D的投融资实践，并为国家金融体制发幕、改善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2005 和2006 年数据，研究了大股东控制 下的R&D 投入与企业市场价值关联性，本文重点分析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属性和股权 制衡度对R&D 投入与市场价值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 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 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3）产权属性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负向调节 作用，但不显著；（4）股权制衡度对R&D 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 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非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D 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 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对于国有制造业上 市公司来说，R&D 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最后，本文提出了若干建议。

对于公允价值的应用是否会影响市场波动、从而加剧金融危机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 三个公允价值变量：公允价值每股净资产（FV）、每股公允价值调整额(FVAD)和公允价值投 资损益每股净收益调整额(HOLDG)，考察它们对股价、股价变动、以及个股波动性是否有解 释力。我们发现，市场对公允价值信息有反应，公允价值计量会形成“资产价格循环”，从 而影响市场系统风险，而且公允价值信息也会影响上市公司个股波动性，进而影响到市场。 研究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是，市场应当如何对公允价值正确“定价”，也就是说，公允价值 的正确应用不单是会计师们的工作，也是证券分析师们的工作。

最近几年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很多非房地产类的企业纷纷投 身房地产投资。这一现象引起了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试图采用 严谨的计量方法回答两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非房地产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房 地产投资会损害公司绩效吗？本文的研究首先发现，Q值越低、规模越小、短期盈利 越高、杠杆率越高、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可能进入房地产。本文进一步运用倍差 分匹配（difference-in-difference matching estimator）的方法估计房地产投资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房地产投资并不损害企业绩效。

以1999—2001 年沪深两市334 个配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 了政治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政治干预对国有企业的 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显著地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 本，但考虑不同的政治干预程度后，政治关联在政治干预比较厉害的公司能提高权益资本成 本。另外，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同样增加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结果说明政治关联给大 部分公司带来的是更大的政府干预的风险。

本文以企业金融成长周期模型为基本理论框架，运用对吴江和常熟中小企业的 实地抽样调查数据，以美国中小企业为参照，揭示了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小企业不同成长阶 段融资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研究表明：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基本符合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但初创期和成长期信贷约束严厉，且固定资产贷款约束尤为严厉。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 信贷约束的外部制约因素主要是国家信贷政策和担保难；中小企业资信、盈利能力、负债水 平和可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多少是影响企业信贷获得能力的主要内因，企业规模和年龄也有 影响，而企业组织形式和直接融资成本对贷款获得影响不明显。

已有对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文献研究大都从静态层面进行，本研究通过 构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关系 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 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由成长、 成熟到衰退的发展而不断减弱，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也发生变化，其中不 同机制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对管理者行为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考察，有助于提升对 管理者行为的深入认识，促进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调整与变革，进而提高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