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国家在实施金融控制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战略工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大危机昭示着选择金融控制工具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央行选择以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官定利率政策等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操作但仍属金融抑制的范畴。因此，主张选择贷款准备金政策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金融控制工具。但在目前，存款准备金和贷款准备金政策可共存。

本文从微观外汇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借助于Evans 和Lyons（2001）提出的微观外汇 市场结构模型，详细剖析微观外汇市场汇率决定的核心变量――定单流，指出其功能及在汇 率决定中的应用。并分别利用美元与马克以及美元与人民币两个货币对的实际数据通过协整、 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最小二乘回归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美元汇率波动与定单流 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整体来看人民币/美元定单流的解释能力没有马克/美元定单流 的解释能力那么强，说明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微观汇率决定理论的部分前提基础条件， 但是，我国外汇市场市场机制完善程度较低是制约定单流功能发挥的重要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际，我们需要认真分析我国私人银行业面临的困境、发展对策、发展动力等，寻找私人银行应对危机的对策和业务发展策略。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调结构、防通胀”的发展方针，碳银行业务发展将逐步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主线。本文就世界碳金融发展和交易规制、我国碳银行发展对策等展开讨论，为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我国商业银行碳银行业务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终极控制权理论，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现金流权水平对公司价值的非对称影响。理论上基于Johnson等(2000a)、La Porta等(2002)线性关系研究，通过静态模型分析，证明了控制权、现金流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且投资机会高低对现金流权激励效应有非对称影响。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现金流水平低于均值时，不具有激励效应，而高于均值时，则具有激励效应；相对控制权水平时，控制权具有侵占效应，绝对控制权水平时，控制权水平和公司价值无关。当投资机会高时，现金流权具有激励效应，而投资机会低时，现金流权不具有激励效应。

本文试图从微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展开研究，探讨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改对价有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高；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低。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终极控制股东控股的企业，其对价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偏离度越大，股改对价越高；不同的承诺变量对对价的影响作用不同；终极控制股东不同时，各承诺变量的影响作用也有差异。至于企业是否发行B股和H股、董事会规模和外部独立董事对对价的影响作用，本文则未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本文针对管理者激励的两种假说——“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结合制度背景对我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激励补偿效应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以往文献之所以存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相关与不相关的结论，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权利较大的管理者对董事会的影响以及权利较小的管理者对会计利润的盈余操纵两个重要因素。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实质上并不相关，管理者权力没有真正提高企业绩效，却成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创造虚假业绩的重要来源，权力收益没有起到激励作用。本文研究支持“管理权力论”假说。

金融脆弱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其外在表现为各种风险的积聚状态。本文依据脆弱性测 度指标体系的结构化特点，构建具有时效性的银行体系脆弱性核心测度指数，识别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运用平滑区制转移模型（STAR）研究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动态演化路径，并利用自助抽样法对中国未来 一段时期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变化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07 年以来，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较高，并持 续在较高的水平上振荡；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路径是非单调积聚的，从高区制状态返回到低区 制状态需要较长时间；自助抽样预测表明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银行体系脆弱性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一直以来，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都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为反思银行经营模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发展为透视银行的本质提供了深刻洞见，人们认识到银行之所以存在根本之处在于金融功能一体化。本文在KRS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究了活期存款、贷款承诺和定期贷款这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并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转型的事实进行了实证考察，由此提出银行制度边界的命题。

本文研究了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对企业间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合理衡量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对Wurgler（2000）的方法进行了修正，并构造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衡量指标——基准Q，用以克服Tobin’s Q的衡量偏误。我们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之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在短期内不升反降，且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下降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源于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在短期内导致的逆向选择效应。为使贷款利率改革的积极效果得以发挥，迫切需要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银行监控效率，减轻逆向选择效应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