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定价和保险精算本质上都是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或有索取权”的权利价值进行分析定价，这就为保险精算方法与期权定价模型在不确定条件下一般均衡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目前代表不确定性研究的这两个分支是平行的，很少尝试统一。本文在综述期权定价与保险精算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期权定价与保险精算本质上属于同一研究范式，保险精算有赖于未定权益定价理论的发展，未定权益定价理论也可以从保险精算领域汲取必要的营养。进而提出基于融合视角的现代保险精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利用现代保险精算方法推导出经典的期权定价模型，为保险精算与期权定价的融合和统一奠定理论基础。

整合风险的量化管理已成为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是其面临的两种极为重要的风险，对二者进行整合度量是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Copula函数能够描述两不同类型风险间的相依结构，本文以单一Copula为基础构造混合Copula函数，并构建基于混合Copula函数的VaR及CVaR模型, 以用于度量整合风险值。实证研究表明，混合Copula函数是描述两不同类型风险相依结构的最优模型，且基于混合Copula的VaR及CVaR估计值也是最有效的，由此可知混合Copula比单一Copula函数能更全面的反映整合风险间的相依程度与相依模式。

本文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方法建立并经验地估计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性。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货币当局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上的言行一致性问题和不同的实际汇率制度安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绩效。研究发现：一，“害怕浮动”在为中国提供货币政策纪律的同时，也赋予了货币当局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产出增长的能力；二，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越具有弹性，就越易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反之亦然；三，无论中国名义上宣称了什么类型的汇率制度，实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越具有弹性，就越不利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结合汇率制度名义和实际分类法的思想，本文认为，在当前人民币名义上宣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既定前提下，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表现为“害怕浮动”的特征不仅是合理的政策选择，而且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福利增进的。

本文在随机一般均衡的非对称两国模型框架下探讨了在外部冲击及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调整所诱发的资本流动对欠发达国家名义汇率波动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投资者的资产调整存在时滞等假设与以上设定的前提下，本文发现：在欠发达国家国内产出波动（相对于发达国家）较大的情况下，当其放开资本流动限制和汇率浮动后，其货币将出现过度贬值。欠发达国家相对较高的产出波动是导致资本流动及汇率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生产率冲击相比货币供给冲击能引发汇率出现更大和更持久的波动。此外，外国居民越注重于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越将加深两国汇率波动幅度，尤其当本国出现意外生产率冲击时，其波动幅度会更大。

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中，关于一国资本流入是否过度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运用代理理论建立一个模型，分析得出：在资本账户开放自由化过程中，一国没有信贷配给时，不存在资本流入过度或不足的问题，关键看政府是否采取了恰当的政策措施进行配合。同时，分析表明，存在信贷配给的时，资本控制或许能带来收益，但会被国内净现值的直接损失冲销。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neoclassical model of trade theory, technology and factor endowments are both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specializ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in China determined by both of the sourc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Using a 30 provinces, 9 years panel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data and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 technique, we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relative technology differences is quite large and significant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Factor endowments differences also have effects on the output share, but the results are inexplicit and elusive in some industries.

近年来在经济金融研究中采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性论文日益增多，同时关于面板数据处理的理论成果也并不少见。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已有的关于面板数据处理的理论方法多基于无穷大样本，而现实中我们仅能获得有限样本；另一方面已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或对面板数据不做任何特殊处理或并不说明处理方法选用的依据。基于此，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分只存在个体效应，只存在时间效应和同时存在两种效应三种不同的数据结构，本文模拟比较了现有各种理论方法的适用性；（二）根据各种处理方法在小样本情况下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这一事实，反推出一个准则来用于判断实际数据中存在何种效应；（三）通过运用一组实际数据，实证发现：如果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面板数据，会产生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估计结果，从而从实证上进一步表明了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

本研究将Dueker(1997)提出的波动度自我消散(dispersion)或称波动度均数复归(volatility mean reversion)的设定融入Gray(1996)的MS-GARCH模型中，以期能改善对于短期利率波动的描述与预测。此GARCH自我消散模型的主要特色有二。首先，在Gray模型的设定上，在每个状态下我们采用了t-分配(而非常态分配)。其次，遵循Dueker的作法，我们采用自我消散的设计将厚尾状态下的下期转换给予较低的权重，以降低过去厚尾状态残差平方的冲击及对当期条件变异数的影响。实证上，本研究探讨了三种短率期货：欧洲美元定存利率期货、三个月欧元利率期货与台湾的三十天期融资性商业本票利率期货，其实证结果显示波动度自我消散的设定无论在样本内或样本外都确实改善了估计的正确性。

A political-macroeconomic model is developed to explain why small differences i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may ultimately lead to dramatically di¤erent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 FDI hence starkly different amount of FDI flows into two otherwise identical developing countries. Too much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urts incentiv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too littl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nders the local governments captured by the protectionist special interest group. Moreover, the local government's preference for FDI can be endogenously polarized and sensitive to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alibration and counterfactual experiments results suppor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s the major reason for China and India's nine-fold difference in FDI per capita.

金融危机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断加快，产业市场的金融服务功能不断扩大，银行业公司金融和个人金融的服务方式正在悄然转变，金融咨询类需求不断提升，银行业金融工程培训需求开始萌芽。如何开展银行业金融工程培训？本文就商业银行金融工程培训路线图进行分析，旨在为银行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