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产品市场竞争的清算威胁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理负面影响较小且可置信度低，因而大股东不会将抑制经理层过度投资的任务完全交给产品市场竞争来完成，而是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大股东将自我约束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增加持股比例，加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从而有效地抑制经理层的过度投资。以2000-2006年间沪深工业类301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分析结论。

基于912家企业的数据，本文探讨了中国改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存在差异的原因。文章首先考察了中国非上市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决定因素，并发现：1）一些重要的参与方，诸如政府、行业协会以及工会对于特定的治理结构有着显著的影响；2）能力强的大股东和总经理更有可能设立董事会并加强对于股东的信息通报，从而在经理与股东之间建立起清晰的信息渠道；3）经理、管理层和职员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带来公司在财务透明以及信息披露方面表现的改善；4）国内股票市场（上市企业）以及外国产品市场（出口企业）对于内部治理结构有着显著的约束，但国内产品市场并未显示出类似的作用。将这些结果与改制企业的特征相联系，文章得出结论：改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主要源自于改制企业与政府更为紧密的联系，企业股东、经理人与管理层更强的能力，以及工会更为积极的作用。 文章进一步考察了这些治理结构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文章发现：1）整体上，中国非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企业的利润率与销售额没有显著的影响，即治理结构尚不能起到保护股东利益的作用；2）好的治理结构能带来员工福利的改善，包括小时工资的提高以及每月工作小时数的降低。文章得出结论：与私营企业的相比，1）改制企业在定期向股东通报方面做得更好，这是改制企业利润率较高的一个原因；2）改制企业在建立董事会以及财务透明方面上更好的表现带来了它们员工更好的福利。

本文通过比较双头寡占下价格竞争的纯粹寡占模型和混合寡占模型，讨论了存款保险和产权结构对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1)外部风险控制不能代替银行内部风险控制。(2)风险调整的存款保险制度依然可能会引起道德风险。但风险调整存款保险制度与固定费率存款保险制度相比，会降低道德风险。(3)固定费率存款保险制度中风险对利率的敏感性小于风险调整存款保险制度。(4)当银行贷款利率和存款保险制度设计给定时，产权结构不影响银行的风险选择。

本文构建了Z-score 指数对中国13 家代表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测 度，并利用Panel data 模型对2001-2007 年外资银行以开设分支机构、法人机构等市场进入 和以战略投资者参股进入两种方式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 明，外资银行市场进入程度与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存在U 型的非线性关系，其 影响主要通过资产份额体现出来；外资银行以战略投资者参股形式进入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 承担行为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银监会的监管压力对资本不足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 有抑制作用，资本提高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有明显的逆向激励。

资本结构对于实现商业银行的财务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研究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论主要有权衡理论、啄序理论和市场择时理论。本文运用Fama-MacBeth回归对中国五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存在着持续的显著的市场择时行为，这一发现能为我国商业银行的融资模式和政策制定等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金融在中国是一个垄断行业，并没有发挥好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深化市场改革讲，应该放松金融管制和行业垄断，但是从国有企业的生存，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经济稳定的角度讲，国家又不能立刻放松管制和垄断。本文运用规制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并构建模型，认为中国金融的发展实际上是政府在对即得利益集团激励与抽租的权衡取舍。

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Pavlov 和Wachter 清晰地阐述 了商业银行对抵押贷款看跌期权内在价值的低估导致资产价格膨胀，使其脱离基础价值，即 产生泡沫。但是其假设条件缺乏一般性，并且没有考虑开放条件下的汇率风险。本文在对其 假设条件进行修正，并添加汇率因素的基础上，对PW 模型进行扩展，从而得出开放条件下 商业银行最优化行为与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相关分析模型。最后，采用我国2005 年7 月至2008 年9 月的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基本证实了模型的结论：房地产价格与利差和汇率负相关， 与存款利率正相关。

本文构建VAR-BEKK-GARCH模型从市场波动联动的角度考察沪深股市间短期的波动溢出效应和长期的波动协同持续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沪深股市间的时变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沪深股市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但长期内沪深股市间不存在波动的协同持续性。沪深股市间长短期波动特征的背离以及沪深股市对数价格序列长期内不存在协整关系的事实表明尽管两市短期内表现出较强的联动特征，但长远来看它们有各自的变化方式，不在一个协同体系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道扬镳。同时，对沪深股市时变相关性的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沪深股市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但在市场暴跌的极端市场形态下相关性有可能急剧下降。股市波动剧烈时，市场相关系数的波幅也较大，相关性较低。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学术界对主流CDO定价模型的反思。本文认为标准的CDO定价模型既无法准确评估标的资产池的风险，又未能考虑突发性系统性冲击、债务人信用品质变化对资产池损失的影响。为此，本文在因子Copula模型的框架内考虑相互关联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因素对CDO定价关键参数（违约概率、违约相关性、违约损失率）的影响，提出了CDO定价的风险整合模型。同时，通过Copula—Garch模型引入风险驱动因子的时序特征，对静态整合模型进行了动态扩展。实证结果表明，相比整合模型，标准模型极大地低估了高级分券的价格。对风险驱动因子假设的不同是造成二者差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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