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亚外向型经济体呈现出共同钉住汇率制度且变动一致的趋势。本文从 东亚日益加深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各经济体汇率制度受其重要贸易伙伴经 济与政策因素影响，如邻国汇率政策、日元-美元汇率结构波动甚至包括邻国货币目标政策。 这说明经济与贸易结构相似、经济周期趋同的东亚各经济体需要一致的汇率制度。本文认为， 未来东亚地区应建立有效的区域汇率合作机制，在目前时机尚未成熟时,各经济体同时采取 宽带浮动的一篮子钉住较为现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普遍认为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的选择并不合适，选择汇率制 度合作来化解单边选择的多种汇率制无法实现汇率稳定的困境是当前东亚国家经济合作的 重点。本文利用动态OLS 方法对中日韩三国的汇率价格传导效应进行分析比较，估计结果 发现三个国家的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导效应大于对消费者价格的传导效应，并且由于汇率制 度的差别中国的汇率价格传导效应要大于日本和韩国；而随着各国经济环境的好转汇率的价 格传导效应有逐渐减小的趋势。所以为了保持稳定汇率而采取盯住双重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 更符合东亚汇率制度合作的选择。

针对我国汇率和利率制度的特殊安排，本文首先建立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以体现 我国特定的经济结构。我们证明，在外生变量的约束下，我国存在一个产出、价格、货币供给、 出口和进口相互作用的一般均衡系统。然后本文以理论模型作为指导，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 （SVAR）模型以估计系统的动态调节特征。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我们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 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结论是：升值对国际贸易的作用过程呈现“J 曲线”效应；升值减少了内生 货币发行并确有助于抑制价格水平；升值在短期内降低了总产出，但长期内则稍有助于产出增 长；升值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本文还阐述了升值动态作用的经济学机理，并据此提出 了政策建议。

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的研究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本文在上市银行股权改革背景下， 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资本分类为基础，对我国截止目前实行股权改革的5 家上市银行的股本实现全流通后的资本成本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将资本划分为三类：权益资 本，债务资本和混合资本；之后提出假设条件，确定了三类资本各自估算模型，选择使用加 权平均资本成本、剩余收益等模型详细探讨估算了全流通条件下5 家银行三类资本的市场价 值、资本成本，加权得出资本成本。以期对我国上市银行实现全流通后的资本成本确定，资 本管理，筹资决策提供借鉴意义。

对于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有逆向选择模型、道德风险模型及信号显示等理论进行解释。逆向选择模型认为，商业银行事前不知道借款人的风险类型，抵押可以作为一个信号来显示借款人的类型，高质量的借款人通过抵押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低质量的借款人以较高的利率获得贷款，不提供抵押品。道德风险模型认为，银行事前知道借款人的风险类型，但银行在借款人获得贷款后无法监督其行为，高质量的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低，低质量的借款人必须提供抵押品才能获得贷款，结果，抵押贷款利率更高，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不低于信用贷款的违约率。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道德风险模型预测的信贷市场均衡与信贷市场真实的均衡更一致，信用贷款的利率更低，而抵押贷款的利率更高，而且抵押贷款的事后违约率高于信用贷款的违约率，即银行主要面对事后信息不对称，而不是事前信息不对称。

高等教育收费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但不菲的学费使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可能面临失学。从理论上看，通过高等教育贷款这一金融创新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矛盾；但在实际施行过程中，由于对教育贷款性质认识上的不一致，信息不对称、信用失范，操作规程上的问题，出现了严重的高等教育贷款供求市场失衡。因此，必须通过金融创新，寻找适应高等教育投资特殊性要求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降低金融机构的预期风险，增加其预期收益，扩大信贷规模，使高等教育贷款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健康向前发展。

金融监管当局可以利用资本管制对商业银行的强约束作用，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 来引导总体经济平稳和谐的发展。本文首先运用多边博弈分析，指出大银行有向大企业贷款的偏好， 而小银行有组成“银团”争取较大项目收益的偏好，并寻找到规模差异的银行实行“越界贷款”时 应满足的条件；其次讨论了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行为偏好的影响，通过引入矢量与空间坐 标，分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两种情况，论证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变化将迫使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沿 着效率前沿折线或效率前沿平面进行调整；然后构造了一个“信贷行为偏好指数”来刻画商业银行 的行为偏好与风险偏好，同时将资本约束的实施与资本约束的软化引入计量模型，并利用2002 年至 2006 年的29 家商业银行的522 个数据样本点进行实证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 商业银行应该如何有效实施资本监管提出了政策建议。

信用风险缓释（CRM）工具能影响贷款的违约风险暴露和违约损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贷款的损失预期，进而影响到贷款的定价策略和最终价格形成。本文基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就CRM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理论与现实通常是背离的：（1）信用贷款与非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通常还低于非信用贷款；（2）在担保、质押、抵押三种CRM工具中，只有抵押贷款和非抵押贷款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CRM工具在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定价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反映；（3）在2004年以前，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非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但在2004年以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4）在2004年以后，城商行等的风险溢价较之以前显著提高了，但这更多体现了其对县域（或区域）金融垄断性的提高和垄断租金的获得，并非意味着城商行等对CRM工具的风险敏感性有了实质性提高，或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增强了。

本文对Kopecky-VanHoose (2004a)理论模型进行简化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充足率 约束对银行信贷资产配置影响的微观机制。利用1998-2007 年期间中国14 家商业银行数据 所作的经验研究发现：（1）1998-2007 早期中国银行业面临的资本约束为“软资本约束”， 但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资产组合配置的影响在逐渐增强，2003 年银监会成立后，“硬资本约 束”开始显现。（2）资本充足率约束引起的银行“惜贷”和“主动信贷”行为是解释2004-2007 期间我国银行信贷波动的重要原因。（3）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对资本约束的信贷行为反应 敏感性和强度存在显著差异，股份制银行的市场化行为更明显，自2003 年以来其信贷扩张 行为更加谨慎。

文章系统回顾了小额信贷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文献,结合我国有关统计数 据，采用回归模型和协整分析方法，重点就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效应进行了 深入研究。文章认为，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有助降低农村贫困程度。在此基础 上，文章联系我国小额信贷业务开展实际，就相关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