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限售股解禁的市场反应分为提前反应和减持效应，建立博弈模型并利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考察，进而探讨治理限售股解禁压力的对策。研究发现：限售股解禁的提前反应和减持效应均存在；限售股解禁直接冲击着相关个股的股价，其市场反应总体为负；相对而言，牛市中解禁信息较早引致的股价下跌样本超常收益率下降较早，但幅度较小，熊市中解禁信息引致的股价下跌发生较晚而剧烈；解禁信息的冲击大部分被提前消化，限售股解禁的心理冲击影响可能大于实际减持压力；一定条件下存在减持效应的自稳定机制。治理限售股解禁压力的关键措施在于大幅度提升市场对股票的需求，有效承接供给的巨量增加。

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意味着它是可以预测的，因此市场不再是有效的。然而，政府的政策往往会对股票市场的长期特征及走势产生冲击，甚至形成结构突变。不考虑政府政策的影响，很可能对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做出错误判断。本文在考虑股市收益率结构突变的基础上检验其长记忆性，分析了中国股市长记忆性的变化及其突变背后的政策原因，并用长记忆参数大小来表示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程度，深入研究了政府干预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运用虚拟变量方法，利用沪深两市自1994年以来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有关数据数据，从法定长假这一角度，对我国沪深两市的“假日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上海证券市场和深圳证券市场都存在假日效应，其中深圳证券市场的“假日效应”更为显著，这也从这个角度反应了我国沪深两市运行效率的差别。

本文将不确定信息引入了理性预期模型，并通过贝叶斯统计理论与市场序列均衡理论探讨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指出股票价格充分揭示所有可得信息等价于价格的均值复归性，而并非Fama 所说的零期望利润性，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进一步的论证表明股票价格的序列均值等于股票的内在价值，信息有效意味着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一致性，并非下期价格对上期价格的随机偏离，市场效率的高低表现在股票价格对其内在价值的偏离程度。最后，利用均值复归理论和上证指数数据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This paper sheds new light on the external and domestic dimension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It presents an open economy model to analyze both dimensions of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in China under both flexibl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 regimes. The model-bas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rsistent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in China cannot be rationalized, under general circumstances, by the occurrence of permanent technology or labor supply shocks. As a resul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process in China requires to mimic the effects of potential inefficiencies, which induce the subdued response of domestic absorption to permanent income shocks causing thereby the observed positive unconditional correlation of trade balance and outpu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inefficiencies can be potentially seen as a by-product of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regime, and can be approximated by a stochastic tax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or time varying transaction cost technology related to money holding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fixed exchange regime with financial market distortions, as defined above, might induce negative effects on GDP growth in the medium-term compared to a mor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

汇率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与国际接轨的核心业务。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由多种货币构成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人民币有效汇率更能真实反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竞争力和实际购买力的综合状况。本文介绍了基于ESTAR结构的KSS非线性单位根检验分析法，并连同ADF和PP检验一起对我国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实证，KSS检验结果表明，非线性过程更为有效的体现了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过程，我国实际有效汇率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这说明现有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逐步达到市场有效性。

M1、M2均符合可测性要求。基础货币、Ml、 M2的增长趋势， M1、M2层次的乘数及流通速度的稳定性检验，以及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与M1、M2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均表明，M1比M2更具可控性。关于M1、M2的相关性特征，（1）M1、M2均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协整关系，M1是实际GDP、通胀率的格兰杰原因，M2与实际GDP、通胀率则互为格兰杰原因。（2）通胀率对M1冲击具有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无正向响应。实际GDP对M1冲击有显著、持久的正向响应，对M2冲击有不稳定的正向和负向响应。（3）超前一年的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与通胀率的变化正相关。M1相对增长速度的变化在大多数年份都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同步正相关。因此，我国仍应以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并要加强对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调控。

本文基于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供应量的联动对GDP 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会导致GDP增长率的下降；但房价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房价与经济增长的联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也不显著。这说明应该控制房价波动，但是目前中央银行没有必要动用货币政策去直接干预房地产价格。

本文在Jeanne和Ranciere（2006）所建立最优储备规模确定模型的框架上进行延展，将一国划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大类，并将中央银行的预算约束纳入模型考虑范围。在拓展的模型中，还考虑了在危机爆发时可能出现的存款外撤、本币贬值等对最优储备规模的影响。外汇储备可以在发生危机时平滑消费和投资水平，但是持有储备也需承担一定的机会成本。根据最优化模型的解，可以对中国的最优规模进行校准标准数值模拟，假定的基准标准最优储备水平表明在2002年到2005年间，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略高于最优水平。此外，还根据数值模拟对各因素变动对最优储备规模的影响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目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深刻的调整周期。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如何在解决当前危机所需要的短期手段以及改变中国经济依赖外需的畸形结构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为了从数量上把握短期扩张的公共支出政策对实物部门和金融部门影响，本文基于一个实物部门与金融部门相统合的中国金融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定量分析了在中国结构调整过程中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提出模拟结果的相关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