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GARCH事件模型和条件波动方程，从市场整体角度检验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影响。发现机构投资者的进入，确实减小了市场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对深圳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作用更强。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在改进GARCH事件模型基础上，合理界定机构投资者大规模入市的三个政策时点，论证了机构投资者对上海、深圳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影响，验证了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效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将流动性划分为货币流动性、银行系统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三个层次，总结了相应的可操作的度量方法，并通过中国数据进行了度量，从一个侧面论证了货币流动性是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以及市场流动性高时资产价格一般也较高的观点。基于货币流动性的基础性地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货币流动性与资产价格的关系，发现超额货币流动性不仅影响股票的名义回报，还影响股票的真实回报；货币流动性在长期内受到股票真实回报的反作用，但这种作用可能是相对微小的。

本文将流动性划分为货币流动性、银行系统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三个层次，总结了相应的可操作的度量方法，并通过中国数据进行了度量，从一个侧面论证了货币流动性是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以及市场流动性高时资产价格一般也较高的观点。基于货币流动性的基础性地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货币流动性与资产价格的关系，发现超额货币流动性不仅影响股票的名义回报，还影响股票的真实回报；货币流动性在长期内受到股票真实回报的反作用，但这种作用可能是相对微小的。

本文将流动性划分为货币流动性、银行系统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三个层次，总结了相应的可操作的度量方法，并通过中国数据进行了度量，从一个侧面论证了货币流动性是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以及市场流动性高时资产价格一般也较高的观点。基于货币流动性的基础性地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货币流动性与资产价格的关系，发现超额货币流动性不仅影响股票的名义回报，还影响股票的真实回报；货币流动性在长期内受到股票真实回报的反作用，但这种作用可能是相对微小的。

本文分析了我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补偿问题，讨论了国债市场内部不同债券之间的“流动性转移”（Flight-to-liquidity）行为以及国债与企业债市场之间的跨市场“流动性转移”行为。研究结果发现：流动性显著影响我国国债市场收益率；我国国债市场上，国债市场内部不同债券之间的“流动性转移”行为显著，当投资者发现债券的流动性变差时，将在国债市场范围内选择流动性好的债券进行投资转移；国债市场与企业债券市场之间的跨市场“流动性转移”行为比较微弱。

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推动了基金业的迅猛增长，随着基金数量的增多，作为管理基金的基金经理们的作用和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行为势必会影响到基金的业绩，如何综合评价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基金经理投资行为文献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行为度”的概念，并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方法和突变评价法对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投资策略、投资绩效、择股时机选择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以及个人行为模式和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最后从行为金融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经理行为偏离的根本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信息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框架，考虑信息成本和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建立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趋于价值化、长期化，而且上市公司质量、政府监管、机构投资者数量和中小投资者的学习能力对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均有重要影响。基于实证结论和我国现实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本文研究了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资本结构调整方式的变化。研究发现，宏观调控之后，房地产上市公司总负债率显著提高;借款的期限发生了显著变化，长期借款显著增加而短期借款显著减少，但总的有息负债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贸易应付款显著增加，这是资产负债率显著提高的主要原因。对房地产上市公司宏观调控前后融资方式变化的研究发现，随着宏观调控带来的银行信贷政策的趋紧，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式出现了多元化，新的融资工具得以出现和发展，金融市场的完全性提高。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全和管制环境下，资本结构并不完全是企业自主决策的结果。宏观政策和资本市场供给条件，可能是中国企业资本结构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根据"法与金融"理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以赴中国香港跨地上市后返回中国大陆发行A 股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其是否因受制于更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而具有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结果表明，在A 股市场仁，赴港跨地上市公司比其他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低，跨地上市对权益资本成本具有降低作用，且这种降低作用与香港较为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有关。

本文以一项关于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行为的问卷调查和相关公开市场数据为基础，对问卷调查样本公司的融资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因素，对样本公司融资行为与公司财务理论描述的差异做出了一定的分析与讨论。由于问卷调查能够直接考察公司决策者在实际融资决策时的考虑因素和动机，属于"事前直接证据从而区别于基于公开市场数据的实证研究所提供的"事后间接证据能够从不同角度检验理论的解释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公司的融资行为在一些方面符合现有公司财务理论的描述，但也存在很多不一致之处。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以"事前直接证据"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进行的研究，揭示了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因素，其中一些动机和影响因素存在着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上市公司的特殊性;第二，指出了现有主要以美国制度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公司财务理论对融资行为的一些经典解释，可能不适用于中国上市公司，对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解释需要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因素;第三，为公司财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如何改进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