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一个构造的一各地区2001-2004年的投资者保护指标，研究了该指标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更显著。我们还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公司绩效的关系，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并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本文考察了基金管理公司家族共同持股的特征，研究了家族共同持股行为与基金管理公司业绩增长率和基金管理公司风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的家族共同持股行为逐渐严重，家族共同持股行为对基金管理公司业绩增长率和风险呈现倒U形的影响，说明纂金管理公司通过家族共同持股来提高业绩的做法是以风险的增加为代价的。基金家族实行投资总监负责制、共用同一研究团队、基金经理能力有限、业绩操纵等可能的。基金家族实行投资总监负责制、共用同一研究团队、基金经理能力有限、业绩操纵等可能导致家族共同持股，这会增加整个基金家族的风险:基金家族没有控制共同持股行为也表明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一定问题。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和全流通时代的到来，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人资产成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热点现象，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具有一虚增注人资产价值的强烈动机〕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将虚增注人资产价值与市场参与者的财富变化结合起来，分析了虚增注人资产价值的财富效应及动态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虚增注人资产价值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私人收益，降低了中小股东的财富;(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注人资产价值虚增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注人资产价值虚增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虚增注人资产价值为大股东带来的边际收益将超过社会总财富的边际收益。因此，大股东通过虚增注人资产价值实现了对中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导致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本文使用非对称动态条件相关系数(ADCC)模型，研究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相关系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发现由于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政策等外部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两个市场的相关关系存在结构性变化，同时两个市场对冲击的反应程度也不尽相同。本文还揭示出对股市一债市联动来说，其相关系数受到联合负冲击的影响要大于联合正冲击的影响;而对股市一股市联动来说，联合正冲击的影响要大于联合负冲击的影响。本研究对投资组合的构建、金融市场监管和风险控制有重要价值。

源于风险决策理论的框架效应研究近年来对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以及行为法律等应用研究领域的影响日渐增大。而股票投资决策又是最典型的风险决策情境，因此有必要对股票投资决策中的框架效应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模拟股票投资情景的实验方法，探索了我国个体投资者股票投资决策中的框架效应问题。实验1使用类似“亚洲疾病问题”的模拟股票投资情景，采用2（积极和消极风险选择框架）×2（较大和较小股票损失额度）的被试间设计，348位个体投资者完成了实验问卷，结果发现：（1）个体投资者在股票投资决策中存在框架效应；（2）股票损失额度对个体投资者在股票投资决策中所表现出的框架效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实验2使用目标框架类型的模拟股票投资情景，采用单因素（百分比信息呈现框架和增加额信息呈现框架）的被试间设计，341位个体投资者完成了实验问卷，结果发现，股票信息的呈现框架对个体投资者的股票投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考察了公众注意力与股票月度收益之间的关系，发现大众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度越高，在接下来一个月中，其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越低。以2000年8月到2008年1月作为样本区间内，通过买入低关注度的股票卖出高关注度的股票构建的零投资套利策略具有显著的盈利性，其平均溢价为0.46，经Fama-French (1993)的三因素模型调整后仍然显著，这与Fang和Peress (2007)的结论是一致的。然而，本文发现这种异常收益主要来源于高关注度的股票组合的弱势表现，而不是来自低关注度股票的“未报道信息溢价”，这一点与Fang和Peress (2007)所提出的信息补偿假说相悖，却与基于“有限注意”的“过度关注弱势”假设一致。此外，基于公众注意力的异常收益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引入反转策略组合的四因素模型所吸收，这说明“收益反转”与“过度关注弱势”可能具有相同的行为动因。

基于投资者认知模式和决策选择的理论分析，本文探讨了有限理性投资者的行为机理，构建了相应的结构化方程模型，并用来自国内中小投资者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有限理性投资者对信息进行认知时会产生信息识别、编辑和评价三种认知偏差，基于这些有偏认知的投资决策也将是有偏的，并最终导致个体投资者的收益水平与市场之间存在差异。本文证明了认知偏差、决策偏差和绩效差异之间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因果关系。

本文从简单技术规则视角运用新兴的计算实验金融方法研究了收益的时间序列可预测性。在构建仿真模型并进行多组实验后，研究发现技术规则通常能够收获超额收益。该现象表明收益时间序列存在可被简单技术规则侦测的部分。在分析潜在的因素后，研究认为投资者非理性心理及行为是造成收益可预测性的原因。该结论支持了行为金融理论的相关假说。

寿险转保已成为保险市场上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信息和专业知识的缺乏，保单持 有人进行寿险转保交易必须通过保险代理人，而保险代理人和保单持有人的行为目的不一致，导致诱导转保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后发现目前的代理人佣金支付制度鼓励代理人诱导转保，而引入奖惩机制则能对代理人形成激励，本文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考察不同制度设计对代理人行为的影响，提出了初步的制度设计构想，从而为监管机构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提供思路。

本文首先根据目前国内保险市场缺乏诚信的现状，提出“如何设计我国保险市场的诚信制度？”的命题，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者，如斯坦福经济系教授青木昌彦等文献的综述，引出保险诚信制度就是“保险诚信制度是博弈重复进行的、共有信念的和自我维系的系统”这个研究视角。通过博弈分析，得到结论：在经济人假设下，保险诚信的重复博弈无法实现纳什均衡，即无法构建保险诚信制度。在此基础上，笔者创造性地把传统、文化、社会心理等这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作为嵌入性制度约束条件纳入到保险诚信的重复博弈之中，并以 2007 年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的机动车辆综合险数据检验了它们对构建保险诚信制度约束性作用；探索了如何把“博弈论”纳入制度分析的框架之中；最后，为了克服保险诚信的“社会陷阱”，笔者从政府干预经济、产权制度、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关系、诚信的“文化变迁”、制度的诱致式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关系等理论视角出发，提出构建保险诚信制度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