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5－2007年有关数据为样本，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及高层管理团队（TMT）成员股权激励与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对二者的激励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及TMT成员的股权激励与绩效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且对TMT的激励效果显著强于对董事会的激励效果，故企业应加大对TMT团队成员的激励，以提高激励效果。研究结果还显示，董事会及TMT股权激励与绩效均存在显著的四次相关关系，同时还求出了对董事会和TMT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的拐点，TMT股权激励的拐点19.72%和45.55%，董事会股权激励的拐点25.73%和52.73%。

本文针对股票市场收益率数据序列的ARCH特性，使用EGARCH模型，对自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的指数收益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收益率波动非对称性即杠杆效应。通过引入涨跌停板制度变量进行分析检验，揭示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非对称性是动态变化的，限制涨跌幅度对杠杆效应有着显著的增强作用；说明交易制度因素对股票市场的波动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采用七变量VAR模型对我国银行信贷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股票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银行信贷的扩张，但银行信贷的扩张不是股票价格上涨的原因。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在调控银行信贷规模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应该通过增加股票供给、丰富投资产品、打击内幕交易、控制热钱流入、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严格监管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等措施防止股市泡沫的扩大，降低市场对股价升幅的预期，由此既可以防止股市泡沫化，又可以达到调控信贷规模之功效。

国际投资者因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而投资A股（作为QFII）、H股、B股等中国股票资产。已有研究从市场硬分割和软分割角度研究了A-H股和A-B股折扣率形成原因。本文则进一步从国际与国内投资者的行为差异研究不同公司间的折扣率差异。对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折扣率和上市公司的价值变量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国际投资者更偏好价值型的中国股票资产，从而导致价值型股票的折扣率偏低。不同投资者的价值偏好差异相对信息不对称是更重要的资本市场软分割因素。

2007年9月，我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将QFII投资额度增至30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新增进入股市的外资潜在数量将达到200亿美元。从此，我国QFII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发展至今，QFII制度对东道国股市的影响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对QFII板块市值与上证指数波动性关系、QFII板块市值与A股换手率与市盈率变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QFII板块市值的增加，提高了上证指数的波动性、提高了A股的换手率。

自Campbell 和Beranek（1955）以来，除息日股价行为之谜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经典难题。半个世纪中，税收效应假说和短期交易假说在解释除息日股价行为方面各有建树，但也均遭到经验数据的不支持。中国既发行A 股也发行B 股的86 家公司，在税收上存在的横向差异与纵向变动为求解除息日股价行为之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环境。本文经验研究结果表明，除息日股价行为不能用短期交易假说解释，股票市场除息日股价行为一定程度上是股息税与资本利得税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盈余成分的分解及其不同持续性的研究是盈余持续性研究的重要方向，对证券市场基本面分析和证券定价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盈余分解思路沿袭Sloan（1996）基于现金流和应计项的分解，主要集中于对应计项的进一步分解和定价，而现金流的分解却较少文献关注。本文尝试从计量观以及区分来源和应用角度进一步分解现金流成分，发现盈利中自由现金流的持续性明显高于资产增值，而自由现金流中现金余额的变动和分配给债权人的现金部分持续性更高。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别检验2001-2005年沪深上市公司的R&D投资决策与内源融资、技术效率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现金持有量对R&D投资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但盈利能力强公司并没有进行更多的R&D投资。在进一步引进托宾Q控制变量, 从而控制了现金流作为未来投资机会指示器的作用后,发现现金持有量和R&D投资机会的交乘项与R&D投资具有负相关关系,体现了融资约束公司R&D投资决策中现金持有的对冲效应。同时,研究证明R&D投资显著提高了公司技术效率,这种R&D投资的影响力在滞后二年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本文研究结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提供了证据,从一个侧面充分体现出了转轨经济环境下中国上市公司R&D投资决策内源融资约束的特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转轨经济环境下公司R&D投资决策相关经验研究文献, 而且有助于合理判断和考察R&D投资决策技术效率业绩, 指导公司建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R&D投融资战略。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大股东普遍放弃增配权、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对股权结构对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2003-2006年发生恶性增资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大股东放弃增配权和较强的政府干预都将增加企业恶性增资的概率；放弃增配权使企业恶性增资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恶化；在大股东放弃增配权情况下，政府干预不会使恶性增资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大股东放弃增配权和政府干预均像一把双刃剑，既能使恶性增资程度随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减弱的趋势放缓；也能使恶性增资程度随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放缓。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推进了代理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效应的研究；加深了政府干预、大股东融资态度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理解；为恶性增资形成原因和抑制恶性增资发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新旧会计准则股东权益差异调节表为研究对象，考察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的利润调节行为的真实动机问题：利润平滑还是盈余管理。在控制旧会计准则下多种可能的盈余管理动机带来的综合影响后，发现管理层进行利润调节的动机是平滑利润，具体表现在那些当期盈利能力较差、盈利增长缓慢和过去盈余持续性较差的公司调节利润的可能性较大，这些行为通过减少未来费用和增加未来收益来帮助实现未来盈利增长和盈利波动性降低。新会计准则首次实施日的特点为本研究提供了这次很好的机会来分析盈余管理与利润平滑的差异并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监管层和市场参与者了解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