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我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将QFII投资额度增至30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新增进入股市的外资潜在数量将达到200亿美元。从此，我国QFII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发展至今，QFII制度对东道国股市的影响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对QFII板块市值与上证指数波动性关系、QFII板块市值与A股换手率与市盈率变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QFII板块市值的增加，提高了上证指数的波动性、提高了A股的换手率。

自Campbell 和Beranek（1955）以来，除息日股价行为之谜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经典难题。半个世纪中，税收效应假说和短期交易假说在解释除息日股价行为方面各有建树，但也均遭到经验数据的不支持。中国既发行A 股也发行B 股的86 家公司，在税收上存在的横向差异与纵向变动为求解除息日股价行为之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环境。本文经验研究结果表明，除息日股价行为不能用短期交易假说解释，股票市场除息日股价行为一定程度上是股息税与资本利得税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盈余成分的分解及其不同持续性的研究是盈余持续性研究的重要方向，对证券市场基本面分析和证券定价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盈余分解思路沿袭Sloan（1996）基于现金流和应计项的分解，主要集中于对应计项的进一步分解和定价，而现金流的分解却较少文献关注。本文尝试从计量观以及区分来源和应用角度进一步分解现金流成分，发现盈利中自由现金流的持续性明显高于资产增值，而自由现金流中现金余额的变动和分配给债权人的现金部分持续性更高。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别检验2001-2005年沪深上市公司的R&D投资决策与内源融资、技术效率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现金持有量对R&D投资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但盈利能力强公司并没有进行更多的R&D投资。在进一步引进托宾Q控制变量, 从而控制了现金流作为未来投资机会指示器的作用后,发现现金持有量和R&D投资机会的交乘项与R&D投资具有负相关关系,体现了融资约束公司R&D投资决策中现金持有的对冲效应。同时,研究证明R&D投资显著提高了公司技术效率,这种R&D投资的影响力在滞后二年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本文研究结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提供了证据,从一个侧面充分体现出了转轨经济环境下中国上市公司R&D投资决策内源融资约束的特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转轨经济环境下公司R&D投资决策相关经验研究文献, 而且有助于合理判断和考察R&D投资决策技术效率业绩, 指导公司建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R&D投融资战略。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大股东普遍放弃增配权、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对股权结构对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2003-2006年发生恶性增资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大股东放弃增配权和较强的政府干预都将增加企业恶性增资的概率；放弃增配权使企业恶性增资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恶化；在大股东放弃增配权情况下，政府干预不会使恶性增资程度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大股东放弃增配权和政府干预均像一把双刃剑，既能使恶性增资程度随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减弱的趋势放缓；也能使恶性增资程度随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放缓。上述研究发现，为理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推进了代理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效应的研究；加深了政府干预、大股东融资态度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理解；为恶性增资形成原因和抑制恶性增资发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新旧会计准则股东权益差异调节表为研究对象，考察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的利润调节行为的真实动机问题：利润平滑还是盈余管理。在控制旧会计准则下多种可能的盈余管理动机带来的综合影响后，发现管理层进行利润调节的动机是平滑利润，具体表现在那些当期盈利能力较差、盈利增长缓慢和过去盈余持续性较差的公司调节利润的可能性较大，这些行为通过减少未来费用和增加未来收益来帮助实现未来盈利增长和盈利波动性降低。新会计准则首次实施日的特点为本研究提供了这次很好的机会来分析盈余管理与利润平滑的差异并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监管层和市场参与者了解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银行机危机传导往往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部门的流动性不足常常成为银行危机传染的先导，2007年8月的美国次级贷危机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本文以商业银行流动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流动性偏好模型，分析比较了在流动性冲击干扰下，不完备银行间存款市场结构和完备的银行间存款市场结构中银行危机传染的机制。银行危机传导的理论分析有利于我国经济开放过程中金融风险的防范。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流动性风险的控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文章通过对中美两国商业银行实际利差的比较， 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利差显著低于美国，并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除了银行经营方面的因素外，监管因素、政策方向、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以及金融环境等诸因素均是导致我国银行实际利差低于美国的原因。同时，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国法定利差与实际利差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实际利差应不断提高，而法定利差短期内已趋于稳定，长期来看，法定利差终将消失。

本文构建了一家公私混合持股持股银行与多家私有银行相互竞争的混合寡占模型，分析混合持股银行以并购私有银行和向境外投资者出售股权两种策略实现国有股比例的同程度变化时，总存款量、各类银行存款量、银行利润、社会总福利的变化及其异同。模型结果显示，在达到同国有股比例的前提下，较之引资策略，并购策略将引致在位银行较高的存款量和利润量，但总存款量及社会总福利却较小。

作为适应农村经济产生并适宜发展的小额信贷，是农村金融发展从而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的一种有效金融创新，为西藏的农村金融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途径和经验。本文以长期演化且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的小额信贷的典型机制和相应理论为规范，以实际调查数据资料为佐证，力图规范分析和经验实证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和西藏扶贫基金会在西藏农牧区开展小额信贷近 10 年的实践。研究发现，在覆盖率和扶贫方面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由于机构自身的性质和西藏农牧区经济的显著差异性，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和西藏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存在着定位模糊、激励不足和推广困难等问题。据此，本文建议应明确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的商业化定位，鼓励邮政储蓄银行西藏分行开展小额信贷以促进竞争；同时，借鉴西藏扶贫基金会开展小额信贷的经验和政府的支持，积极培育政策性小额信贷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