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期，丰富的市场投资机会使得多数企业采取了扩张式的发展战略，但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外部融资体系不完善导致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而与此同时，集团化运作则是多数企业对扩张形式的具体选择。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集团化运作过程中融资约束问题的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相对于没有进行集团化的上市公司，采取集团化战略的上市公司所受融资约束程度显著较低；而在上市公司集团化运作的动态过程中，融资约束程度逐年下降。这表明，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实施集团化运作能够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

测试摘要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历史，虽然资产价格急剧波动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却始终伴随其中；而且，市场主体情绪波动还是不可忽视的、对市场交易与价格波动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本文是通过心理学实验，尝试在较纯净的实验市场中，控制与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探求交易主体情绪与交易行为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实验结果发现，在较纯净的实验市场中，情绪波动、财富水平以及资产价格主要由基本面的变化决定，不同情绪的变化则会影响到交易主体对资产的买卖行为，这可能会加剧资产价格的波动。实验结果解释了交易进程中交易主体情绪波动的起因，情绪波动对交易行为及财富水平的影响。在国内外文献中，本文是首次将交易者情绪引入资产价格波动的研究。该研究对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提供直接的心理学依据。

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证券基金市场中的明星现象。运用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发现明星基金家族中的明星基金会否产生“溢出效应”，即他们不仅会自身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资金，而且还可以让同家族中非明星基金也享受到资金净流入的增加。然而，对于排名靠后的基金，却没有发现显著的资金净流出。因为这种资金净流入与净流出的不对称性，那些投资管理能力弱的基金家族就可能采取明星策略，通过人为制造明星基金而成为明星家族。明星基金的“溢出效应使整个家族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自然管理费也可以增加。本文又发现，旗下基金业绩差距越大，规模越大，前期没有明星基金的家族制造明星的动机越强，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明星，在未来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投资者应该选择真正的明星。

中国经济、物价、资产价格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流动性过剩被学术界认为是一大成因。本文以开放经济的视野，通过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运用国际比较界定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定量分析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流动性过剩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发现，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GDP和物价来传递。中国经济表现出与国际流动性过剩绝缘的特征，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国际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没有产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它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影响甚微，对中国的货币数量、物价和股价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中国一直保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放大的趋势，给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本文描述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状，分析了国际收支持续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然后通过一个分析框架，分析了持续顺差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收支不平衡的政策建议。

自改革开放以来，央行试图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和控制存贷款利率等达到稳定币值，并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本文利用1992年至2006年的数据，引入时变参数的泰勒规则和麦克拉姆规则模型讨论存贷款利率、货币供给量M1与通货膨胀率、实际产出的关系。发现官方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很小，02年以后反应系数接近于0，甚至是负值，不符合泰勒规则，但官方利率对经济缺口的反应一直为正值，96年至99年还表现出强烈的抑制实际经济增长的现象。94年以前货币供给量不符合麦柯拉姆规则，过快的货币供给量增长是导致94年经济过热的一个原因，94年以后货币供给量变化符合麦柯拉姆规则。货币供给量对实际产出的反应随时间变化较大，一般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货币供给量控制的不好，但在经济比较疲软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能迅速增加。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分析表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物价上涨，利率变化对这两个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信用风险缓释（CRM）工具能影响贷款的违约风险暴露和违约损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贷款的损失预期，进而影响到贷款的定价策略和最终价格形成。本文基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就CRM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理论与现实通常是背离的：（1）信用贷款与非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通常还低于非信用贷款；（2）在担保、质押、抵押三种CRM工具中，只有抵押贷款和非抵押贷款间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CRM工具在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定价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反映；（3）在2004年以前，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非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但在2004年以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4）在2004年以后，城商行等的风险溢价较之以前显著提高了，但这更多地体现了其对县域（或区域）金融垄断性的提高和垄断租金的获得，并非意味着城商行等对CRM工具的风险敏感性有了实质性提高，或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增强了。

本文在对原生资产一维耗散（One-dimensional diffusion）假设的框架下，用2005年8月22日（内地权证市场第一支权证的上市交易日）到2007年11月10日之间中国权证市场的交易数据，检验一维耗散模型与实际观测到的权证价格之间的一致性。本文实证检验了Black-Scholes模型在中国大陆权证市场的表现；一维耗散模型中权证价格必须满足的两个基本性质：单调性（The monotonicity property）和完全相关性（The perfect correlation property）。检验结果表明：对绝大多数权证而言，市场价格系统性的高于Black-Scholes理论价格，有时是理论价格的两倍以上；隐含波幅（Implied volatility）很高，远远超过了历史波幅，经常在100%以上；中国大陆权证市场的数据不支持一维耗散模型假设下单调性和完全相关性这两条基本性质。所以，一维耗散模型（即广义形式的Black-Scholes模型），包含基本的Black-Scholes模型，不适用于中国权证市场。在中国市场，如果用权证产品做对冲或者风险管理，很有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文将股权结构内生化，在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来考察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沪深两市1997—2005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总体上呈一种显著的正向关系：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其绩效越好；但在不同行业和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存在明显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