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精算定价方法假定死亡率是静态的，实际上死亡率是随时间而变动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变量。本文在动态死亡率的框架下定量分析了个人年金产品定价变动；引入Wang 转换的风险定价方法定量计算了长寿风险对个人年年金定价的影响，并运用模拟分析的方法进一步研究了长寿风险的大小。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就如何管理这一风险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等统计方法，建立综合得分模型，比较上市公司并购前后绩效变动情况。得出不同并购类型绩效差异性的基本结论：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并没有给企业的业绩带来明显的提升。在分析了实证结论之后，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上市公司并购中的积极作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防止为了追求暂时的政治利益而牺牲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上市公司不应当追求扩张而进入陌生领域。

国内外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表明：并购在短期内能为目标公司带来显著的价值升值，而对升值的价值在长期内是否存在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的研究，只是针对目标公司。我们的“搭便车”模型显示，并购短期内能为目标公司带来显著的价值升值，但入主目标公司的股东最终并没有得到该部分升值。我们选取深市2001年发生并购的120个样本的14000多个数据，利用标准事件研究法，首先验证目标公司短期内是否有显著的超常收益，再验证该超常收益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我们的样本数据支持了该模型的结论：短期窗口内的超常收益达到21.63％，而长期窗口内的CAR则为-29.65％。这说明，该模型的理论假设和结论在我们的样本范围内是存在的。这样就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案：解决该搭便车问题，防止收购溢价流失的一个可能性方案是股权稀释。

本文考察了外资并购宣告期目标方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差异，以及外资并购成功实施后目标方相对于竞争对手的长期业绩。本文研究发现：在外资并购首次宣告期，目标方和竞争对手的市场超常收益一正一负；而在外资并购终止宣告期，竞争对手市场超常收益显著为正；被外资并购之后目标方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流动性以及偿债能力都逐渐超过竞争对手，目标方的长期市场收益也在并购后第 3 年高于竞争对手。本文结论表明，在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市场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外资并购事件在目标行业传递了行业竞争压力即将加剧的信号；已成功实施的外资并购改变了目标行业竞争格局，提高了目标企业的行业相对优势，削弱了目标方竞争对手的行业竞争地位。

投资者对开放式基金的非理性赎回，使基金管理公司陷入了“赎回困境”，这对我国新兴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制约。如何解释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呢？本文利用行为金融研究的前沿成果，从行为金融的视角，对投资者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与论证，进而对基金管理公司未来如何走出“困境”，提出若干建议。本文的结论：基金公司的“赎回困境”现象，在我国目前“新兴”+“转轨”的经济发展背景和市场条件下仍将持续；但随着开放式基金的逐步成熟与壮大，特别是基金管理公司在自身业绩、基金产品的专业化创新与技术创新、中长期投资者的培养与教育等方面做大做强，该“困境”会伴随着市场与投资者的成熟“渐进式”缓解。

本文探讨了我国证券市场中开放式基金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基金投资者在买卖基金的份额时，除了关注基金的业绩外，前一段时间基金业绩波动幅度的大小、投资者申购或赎回份额的多少与投资者当前的买卖行为显著地正相关；同时，基金申购与赎回费率的高低、管理费用的大小、以及上市时间的长短都会对投资者申购或赎回行为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所谓超联动（excess comovement）是指不同资产价格或回报之间的正相关程度超出了基本面经济因素所能解释的范围，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成分。超联动效应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由于其对于投资决策和金融监管的重要意义，故一直以来为西方金融学者所重视，相应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国内，相关的研究却进展缓慢，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因此，本文欲基于行为金融的视角，从内涵、机理成因、测量方法、实证研究等角度，对当前西方股票市场回报超联动研究成果做一个综述性研究；同时对超联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及其对国内学者的启示进行了探讨。希望借此能推动该领域研究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采用随机占优的方法，从理论上研究损失厌恶是否可以解释“好消息提前，坏消息延后”的现象。得到的结论是尽管损失厌恶可以很好的解释个体“好消息提前”的行为，但单纯的损失厌恶特征并不能解释“坏消息延后”的现象，其原因在于不确定的消息所隐含的可能发生的损失将大大减少厌恶损失的个体的期望效用。随后，本文进一步对该结论进行了讨论，并探索性的给出了可能产生“坏消息延后”的另外一些原因。

本文用结构化模型对长电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定价分析，研究发现运用结构化模型所得到的长电债理论价格大于实际交易价格，产生这一价格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模型缺陷、流动性风险、债券存在嵌入期权等。此外，本文还发现资产价值波动率、违约门槛值、相关系数、回收率等参数估计值、无风险利率数据样本及回售期权对长电债的理论价格影响较小；而负债价值的估计值、利率模型（无风险利率为常数利率）和担保条款对长电债的理论价格影响较大。

本文在综合和归纳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考察了汇率制度选择研究中所采用的社会福利标准和微观福利标准的基本内涵、由社会福利向微观福利标准演变的基本动因以及两种不同标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指出，由于汇率制度选择标准的发展演变，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能适用于一国的所有时期，任何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也会因此而呈现出一种动态变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