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per take notes for “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 and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sset-pricing-model should reflect the investors’ strategies and payoff functions, and then we give the rudiment of the model.

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是企业运作的基础，因而，度量内部治理机制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高层更换为切入点，采用国际标准的分析方法，对高层更换与企业业绩的关系，与股权结构等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以及股价对高层更换的反应 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效率进行了评估。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提出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效率的概念，并指出了高层更换在度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效率中的重要作用，还对国内外高层更换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第二章采用Logistic 回归对高层更换与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高层更换与企业业绩（以资产收益率来衡量）成负相关；第三章分析了股权结构对高层更换的影响，发现法人持股增大了高层更换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第四章采用事件研究分析股价对高层更换的反应，发现市场对高层非常规离职的总体反应是积极的；第五章在总结前面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本文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股权结构对高层更换的影响，对不同期间高层更换与业绩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还采用事件研究分析了股价对高层更换的反应，并在一些方面与国外同类研究进行了比较。

本文是根据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 的部分内容修改而成。文章通过定量分析模型计算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1998年至2001年的总体竞争力排名以及一些单项排名，比较了与美国花旗银行的竞争力差距，以期较为全面地衡量和分析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态势。

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机制不但完善，给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上市公司大批量的涌现，但是上市公司的质量参差不齐，最早几批上市的公司名称早已不见了；大部分上市公司“不务正业”；业绩逐年下降。上市公司改制、从组、收购、兼并等想尽一切办法求生存，谋发展。而银行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近几年上市公司是银行授信争夺的焦点，但隐藏着巨大的潜在的风险。

目前有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部环境的分析，忽略了企业本身在融资活动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具有显著的融资效应，良好的治理能促进融资功能的提升，并在分析中小企业家族式治理模式与其融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中小企业最主要的任务是应把加强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善与融资战略选择相互结合，形成二者良性互动。

自2002年5月27日香港媒体首次披露中兴通讯可能赴港上市以来，中兴通讯A股股票价格持续下跌，表明流通股东对于公司发行H股悲观预期，同时，在2002年8月20日中兴通讯临时股东大会上，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东更是对公司发行H股的决议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但是在大股东的坚持之下，股东大会还是通过了于2002年年底或2003年年初发行H股的决议。根据财务理论的一般观点，只要公司发行股票是0-NPV行为，那么仅当公司募集的资金用于负NPV项目时，才有可能稀释原有股东的权益。经过我们的分析，有理由相信中兴通讯募集H股后进行的投资应该是正NPV行为，因此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东反对是没有根据的，而且通过他们对市场的操纵导致股票价格下降，更反应出了我们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的不完善。

本文对中国证券市场首批四家试点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方案进行全样本统计分析，结合国内目前全流通的各种理论设计，通过对证券市场两类投资者（流动和非流通）的投资成本比较，发现两类投资者成本差异巨大，本次试点结果并未产生“双赢”，并通过结论可看出，目前以“挡板理论”为基础的股权分置改革不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需要创建新的理论基础。

“处置效应”在全世界各国的投资者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但中国证券投资者中表现特别明显。中国证券投资者的处置效应行为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关，特别是与中国人的好面子文化和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相关。中国证券投资者三个主要投资行为，即过于自信形成的短线操作行为，过于自卑形成了从众行为和过于看重社会关系中的面子而放弃自我的处置效应行为，三者在一定条件下是互为表里相互加重的关系，三者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交互作用，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短线操作特别频繁。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文章运用了3种方法：相关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基础上的计量分析。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高的相关程度；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因果关系；计量分析的结果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发现。文章结论与我国正处于从转轨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国情相吻合，对供给主导假说及需求遵从假说均提供了有力支持。

人民币之所以面临升值的趋势，既有外部因素的压力，也有内部经济因素的作用：从国际外汇市场的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日本、美国和欧盟；从汇率决定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导致人民币汇率上升趋势的主要是外汇储备、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率、利率水平、经济增长率和市场预期等等内部经济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