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施金融控制是转轨国家软化财政约束的一种次优选择，在我国，金融控制由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蜕化为直接为国家效用目标服务，导致了国家设计出垄断性金融安排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储蓄。从而形成了国有独资银行的刚性垄断，使我国市场金融改革陷入僵局。

在重新定义金融制度、分析金融制度与金融制度变迁的关系、总结金融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规律的基础上，与其它经济改革相比较得出我国现阶段金融制度变革滞后于经济制度变革一个阶段的结论。选择激进方式确立适度超前（“越三跨四奔五”）的信息市场型金融制度是其解决之道，并论证了它的可行性。确立信息市场型金融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加快经济转型、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外部环境三个大层面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实现。

本文主要介绍了资产证券化的含义，分类．着重讨论与研究了以信托法为中心的法律法规，分析了资产证券化在中国开展的利与弊．

本文综述了久期和凸性，创造性地打破免疫条件，并把久期缺口和凸性缺口结合起来，提出了积极的风险测量与管理模型。

本文针对中国股票市场，使用上市公司2000年度财务报告数据，对以截面Jones模型和KS模型为基础调整出的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揭示盈余管理的能力进行了检验。通过检验各模型估计出的非正常性应计利润和上市公司配股动机引起的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1、在调整出的众多截面模型中，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基本Jones模型和调整KS模型最能有效地揭示出盈余管理；2、在基本Jones模型中加进长期投资或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并不能改进模型，并且修正的Jones模型并不比基本Jones模型更好；3、在估计正常性应计利润时，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方法优于采用包含线下项目的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方法，分行业估计行业特征参数的方法优于使用总体样本估计样本总体特征参数的方法；4、章永奎、刘峰（2002）使用的模型以及直接使用线下项目作为非正常性应计利润不能揭示出盈余管理。

任何贷款都存在风险，船舶抵押贷款的风险也是无时不在。本文结合工作实际，着重分析了船舶抵押的法律风险，并对船舶抵押贷款的法律风险提出防范建议。

新制度经济学是建立古典经济学伸延的基础上，包含古典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特征。本文试图分析证券市场中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进而找出这些关系中对投资者具有负面影响的一些因素

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2001年――2002年期间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动机与资产评估增值率偏差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接受被评估资产情形中，与大股东交易型的资产评估增值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说明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资产评估侵害中小股东的情况比较普遍，其手段主要是高评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的资产。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 methodology to identify money managers who have private information about future asset returns. The methodology does not rely on a specific risk model, such as the Sharpe ratio, CAPM, or APT. Instead, it relies on the observation that returns generated by managers with private information cannot be replicated by those without it. Using managers’ trading records, we develop distribution-free tests that can identify such managers. We show that our approach is general with regard to the nature of private information the managers may have, and with regard to the trading strategies they may follow.

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 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Rawski (2001)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质疑大部分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所谓“悖论”之说缘于错误地将经济规模指标与盈利指标相比较，错误地将净资产收益率等盈利指标等同于企业经营绩效，无视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是: 规模快速增长、企业益利水平下降、企业绩效（资本盈利和资本成本之差）提高。我国企业在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还能维持持续的增长，主要是得益于资本成本的下降。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在未来，从长计议我国应该培育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模式相符合的企业和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而在新的激励机制未到位的转轨期间，需要通过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积极引进外资等方式继续开拓廉价的资本的来源，使企业的低盈利的扩张能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