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迅猛，同时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本文将我国寿险市场的地区差异作为考察重点。利用1997－2001的平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从社会的、经济的和人口统计学特征去解释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对认识我国寿险市场的结构性差异、对保险公司制定不同地区的市场发展战略、产品开发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对于动量策略的研究鲜见于学术文献，且都集中在价格与动量之间的关系上，忽略了交易量这一同样反应股票信息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的股票为样本，采用重叠样本的方法检验了中国股票市场动量收益是否显著，进一步在收益率分组的基础上再按照交易量分组，验证了交易量对股票横截面收益预测的贡献。研究发现，相比西方成熟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输者组合收益短期内反转强烈，动量策略的收益随着持有期限的延长呈明显下降趋势；交易量可以提供除了价格以外的预测股票未来收益的信息，低交易量赢者组合的收益高于高交易量赢者组合的收益。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于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农”问题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三农”问题需要全方位、立体的解决方案。本文着重从农村金融的角度，论述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认为，（1）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是目前农村经济存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2）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必须坚持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为主，发展金融市场为辅的政策方针；（3）完善现有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与政策金融，发展农业保险；（4）发展农村存款保障机制，完善期货市场，支持非正式金融存在。

以企业理论的视角，要素市场化，特别是企业家才能这一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是中国国企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而改革程序的公正又是改革本身公平与公正的前提。在未实现企业家才能的市场化，也即经理人市场尚未建立之前，就大范围地推行国企MBO，不符合企业理论与要素市场化优先观点下的国企改革次序。

　　ARCH类模型是刻画序列波动集束（volatility clustering）和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的有力工具，本文以沪深股市中248支个股作为样本，借助GARCH－M和TARCH－M模型对股票收益率的波动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本文中，笔者在国内外现有文献基础上，研究和探讨了保险业风险资产证券化产品即保险债券、保险股票、保险期货和保险期权的定价问题，并建立了相应的定价模型，其中重点研究了保险证券化产品中保险欧式期权的定价模型，根据等价鞅或风险中性性质获得了令人兴奋的与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和Merton期权定价公式相类似的定价模型。

本文在均衡汇率、三元悖论和政府主导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主导的非均衡的汇率制度选择模型的框架。通过模型的推导和实证，本文得出了各国在进行汇率制度选择时的一些一般标准，模型显示，政府在选择汇率制度时受到货币性冲击、生产性冲击和实际汇率失调的影响。政府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可能导致非瓦尔拉斯均衡，但是这种“非均衡”是其综合考虑了成本和目标以后的“均衡”结果。将该模型的结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后，可以较好地解释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结果。这篇论文的特色在于：1.在强调政府在汇率制度选择中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将汇率制度当作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工具，并引入了政府目标函数作为政府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2.通过模型的推导，得出了不同汇率制度下政府目标函数的构成；3.应用限值因变量的Probit模型，对汇率制度选择这一定性的结果进行了定量分析，在实证中既有各国的截面数据分析又有中国的时间序列分析。

本文认为，关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建立汇率目标区机制乃是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汇率目标区的基准汇率应选择均衡汇率，理论上这种均衡汇率应是能同时反映一国内外部均衡的汇率。从现实看，实际有效汇率似乎是计算均衡汇率最恰当的基础。均衡汇率其适用价值的大小关键还体现在其相对基期的选择上。事实上，基期选择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对汇率高估或低估的评价，从而影响汇率目标区上下限的确定乃至汇率的有效调控。

为了改变目前我国银行监管低效率的局面，有学者从银行监管组织结构与银行监管效率之间的联系出发，提出将银行监管职能脱离中央银行的改革方案。本文就从银行监管脱离中央银行或从属中央银行两种不同的组织结构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出发，重点考察目前的金融经济现实环境约束，得出不宜将银行监管脱离中央银行的结论。

In this paper we study how a firm’s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affects informed trading of its securities in the secondary markets and consequently, the information efficiency of its security prices. We identify two new factors as the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the firm’s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policy: the liquidity premium caused by informed trading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the improved operating efficiency due to information revelation from its security prices. We show that, from these two perspectives, the optimal debt level is achieved at the point where there is no informed trading in the bond market and the informed traders are just about to trade in the bond market. Thus,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differs in nature from that of the existing models. This has very differ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and for financial system design. Our model can also explain the relative trading volumes in debt and equity mark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