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为国都已有800多年历史，却一直没有过“立市”之说。我们研究发现，“立市”可以帮助城市充分整合、挖掘并利用一个城市独有的资源，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乃至带动更大区域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很多城市的大发展都得益于此。 从20世纪开始，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贸易与投资渗透到世界许多地方，由此对跨国间金融服务需求日益迫切且不断增多，这些国际间的金融活动在世界一些主要地区相对集中，导致了一批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多元化、多层次的格局开始形成。目前，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东京等；二是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 考察许多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其中大部分都受益于城市能够基于当时的基础条件，及时提出促进其快速发展的目标和战略定位。 北京如何提升城市竞争力？总结国内外的城市发展之道，该报告课题组认为，基于北京现有的科技、教育优势，北京应明确提出“金融立市”的战略指导思想。因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新经济时代，资本成为生产要素中流动性最大的要素，世界许多重要的国际城市中形成了全球金融、资本的集中地。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果不尽快树立“金融立市”的战略指导思想，就会使首都经济缺乏现代金融的支持，减缓经济的加速增长，也会影响北京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实现进程。

本文对沪深两市A股三个月至两年期的动能(momentum)投资策略(买强势股,卖弱势股)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六个月至两年期的平均收益动能显著为负值。这与国外股票市场的相关研究发现显著不同。通过对普遍适用于美国和其他股票市场的主要资产定价因素(如市值规模，净资产市价比，贝他等)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发现Fama 和 French 的三因素资产定价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中国股票预期收益的波动性和收益动能。因此, 中国股市中股价历史表现预测未来价格走势的现象基本上归因于风险因素。

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农村金融体系的强力支持，而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离农村，形成了农村金融的“真空状态”，农业发展银行只提供粮食收购贷款，信用社背离了合作制的宗旨，邮政储蓄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根本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因此，必须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理顺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的资金关系；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发展新的合作制金融机构；改革税收、利率政策，形成农业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增加农业的信贷资金投入，多方面筹集资金，支持农业现代化。

西方经典企业并购理论可主要归结为使总价值增加的效率理论、自大理论、代理问题和再分配理论。为检验这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分别采用会计研究法和事件研究法，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年发生的85起控制权转让案和2002年55起重大资产重组案的并购绩效进行了全面分析，兼顾了并购绩效产生所需的时间因素和实证研究的实效性，从而揭示中国企业并购之动机及其绩效。研究表明，并购重组给目标企业带来了收益，其CAR为24.502%，超过20%的国际水平；而收购企业收益不大且缺乏持续性。同时本文结合个案分析补充大样本研究的不足，得出并购理论在中国具有一定适用性。最后，本文从并购动机、并购方式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并购失败率高的原因。

估算债券久期和到期收益率的简便算法

实施金融控制是转轨国家软化财政约束的一种次优选择，在我国，金融控制由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蜕化为直接为国家效用目标服务，导致了国家设计出垄断性金融安排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储蓄。从而形成了国有独资银行的刚性垄断，使我国市场金融改革陷入僵局。

伴随着加入WTO，既给我国的金融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使我国的金融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应金融业务及风险的多样化、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等新形势的要求，为规范我国金融企业的经营行为，防范各类金融风险，做到会计上真实核算、充分披露，管理上审慎经营、内控优先，财政部发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新制度贯彻了国际上通行的稳健会计政策，体现了充分披露、实质重于形式和一贯性的会计原则，尤其是突出了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在会计实务中的作用。 金融企业地会计核算分为四个环节即：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会计报告，每一个程序都需要会计人的职业判断，从会计原则上讲则主要体现在谨慎性、实质重于形式及重要性原则的应用上。

本文建立了一个投资者－上市公司－监管者三方主体相互博弈的动态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发行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演变和市场影响，说明管制放松为何会导致股票市场萎缩。由于监管机构需要平衡发行公司和短期投机者两方面利益，权衡他们的轻重缓急。监管机构一方面有很强的动力放宽标准，实现发行市场化，支持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获得社会资金；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同时还要维持社会政治安定，监管机构又必须给投资者必要的利益保护和激励。两个截然相反的目标，造成管制标准波动。这种关注短期稳定，放弃明确原则的监管思路，导致监管政策本身的摇摆不定。形成“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机制和动态均衡。本文的结论是：在股票市场参与者结构没有太大改变的情形下，放松管制会导致股票市场萎缩。实现从行政监管向市场化监管平稳过渡，需要同时改造上市公司结构和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大盘绩优股。

企业并购渐行渐近，与之相随的并购理论则是百家争鸣。基于主要从微观层面分析企业并购动机与绩效的各种西方企业并购理论，本文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企业并购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即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并购不仅会对宏观的社会资源配置、供给需求等产生积极影响，而且有利于中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以及微观上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结合我国现实，企业并购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企改革、提升企业核心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主流。最后，简要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表明，中国的企业并购必将迎来灿烂的春天。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有力支持，提升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既是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环境因素，又是金融服务环境改善的内在驱动力；当前诚信缺失、抵押担保滞后以及银行资信评级、金融政策等不足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与金融运行的瓶颈因素。如何找准县域经济发展与金融服务的结合点，提高金融对经济的服务能力，实现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