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旨在探讨财务比率与股票超额收益之间的关联性，验证财务比率对股票超额收益之预测能力，以作为推论财务报表的会计信息是否具有信息内涵。本文以我国1998年至2002年的我国沪深股市的所有A股为研究对象，选取39项财务比率，首先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累积贡献率达到90%的要求，我们选出相应的主成分因子，接着以单变量Logistic Model 筛选重要主成分因子，作为预测模型的自变量，并以股票超额收益作为预测模型之因变量，再以多变量Logistic Model 建立预测模型，最后对模型的预测能力进行样本内和样本外检验。实证结果最后的结论是：首先，整体而言，就沪深A股来看，以财务比率分析来预测股票超额收益的结论不能获得支持，亦即沪深A股市场具有弱式有效性，并向半强式有效过渡，投资者不可能运用财务报表分析预测股票超额收益，获得超额利润。其次，由于模型对样本内股票是否具有超额收益的划分的正确率高于随机分布的正确率，这说明，在一定的投资期间，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主流投资理念或盈利模式，只不过市场上这种主流投资理念的形成或出现，很难在投资期前预测到和获得确认。再次，在不同的投资期，影响股票的超额收益的因素是在不断变化的，这说明证券市场的风险和收益的对应关系也是动态变化的，这符合风险收益对应论的基本观点。

首先指出了近几年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中，SVAR模型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然后在对SVAR模型及其推导过程进行详细介绍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研究了SVAR模型在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分析、选用最佳货币政策指标、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中的应用。最后阐述了应用S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展开进一步分析所提供的广阔思路

住房货币政策的推行，使住房金融制度的改革成为焦点，但是目前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受到贷款机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将拓宽贷款机构的资金来源，增强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分散抵押贷款的风险，有助于住房金融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ABS）被认为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并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又一主角，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作为资产证券化的切入点，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就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发展住房贷款证券化、发展MBS又是否具有可行性等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近年，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创新加速了全球金融景观的变化。看起来，像纽约和伦敦仍高踞世界前两位一样，金融中心在区域上的序列一般较为稳定。但其实每个金融中心在地区、国际和全球的层面上正在不断地变化中。现在，因为全球化和信息科技创新的庞大力量，国际间变得日趋「无边界化」，金融中心变迁的速度和幅度也日益增大。很多金融中心，诸如纽约和伦敦，都面临其地位被取缔的危机。它们在维持其金融地位的过程上承受着颇大的压力。虽然有很多措施，诸如解除管制和提高透明度等，在技术上都能帮助维持甚至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但在金融中心结构进化的层面上，单靠执行这些措施是不够的。而且，单靠城市自身的能力是不足以令金融中心发展起来的。不过，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地理学，特别是一个新兴学科－金融地理学（Geography of Finance）的学者致力研究一系列强而有力的工具去说明和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而「信息腹地论」是这学科中最能研究现代金融地理的其中一个重要范畴。该理论能帮助学者们研究和了解国际资金流、金钱景观、银行和服务机构的位置，以及金融中心的区域形成和发展。它提出的「信息外在性」、「不对称信息」和「路径依赖」不单是信息腹地形成的主要动力，也是决定着一个城市在区内金融地位的变迁。本文将运用前后两次详尽的企业总部位置调查去辅助分析和预测中国各大主要的经济中心（包括香港、北京、上海和广东城市广州和深圳）于可见将来在区内金融地位的起跌。

本文从金融体系所应发挥的基本功能这一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利用比较充足的数据和资料来揭示现代日本金融的发展现状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今天日本短期金融市场上“负利率”这一宏观现象的深层原因。通过研究论文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决不能对本国金融体系的微观传导机制掉以轻心。笔者相信，这一研究成果一定会对中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带来许多非常有益的启示。

本文以我国股票市场历史上所有发生过内幕交易的股票为样本，在对其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地研究了内幕交易对股票价格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同时，对内幕交易者是否获得了超常收益（非法所得）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内幕交易使股票的平均价格上升，同时也增加了价格的波动性。内幕交易从总体上加剧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而信息披露则有利于减少这种不对称的程度。内幕交易者所利用的信息确实是重大的并且都获取了正的超常收益。如果信息非常重大，那么一般情况下内幕交易者会在信息公告前结束交易。此外，如果内幕交易者同时采取市场操纵策略，那么他能获取更高的非法所得。最后，我们对结果进行了简单的解释并给出了防范内幕交易的政策建议。

2003年，转债成了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热点，发行量和成交量均达到历史最高值。本文分析了这种火爆现象背后的两个“明显”的困惑，一个是2003年发行的某些转债为什么会长时间出现大幅度折价现象，另一个是为什么我国的转债其所含的期权价值如此之低。对于这两个现象，本文认为在我国市场是“不应该”出现的。最后文中也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一是可能源于我国证券市场缺少卖空机制，二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上的金融机构缺乏创新能力。

Nonperforming loans(NPLS) is the main cause of crises of bank and financial industry. High NPL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bank and a country. The dissertation researches behavior of commercial bank manager (constituent or principal) and Enterprise manager (agent) about NPLS. Conclusion is drawn from the paper: bank NPLS originating in cooperative game is not easier than non-cooperative game when we don’t take into account market risk and budget soft restriction.

Building upon the seminal work of Easley, Kiefer, O’Hara and Paperman (1996), we develop a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havior of uninformed investors and the time-varying informed trading activities. We allow the arrival rates for uninformed traders to follow a Markov switching process where the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depend on market fundamentals. Informed traders may match the level of the uninformed arrival rate with certain probability so as to make better use of the camouflage provided by the uninformed transactions. Our empirical estimation of NYSE stocks shows that the uninformed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are indeed time-varying, so is the probability of information content. The estimated probability of information content predicts the opening, median and closing spreads. There is evidence that uninformed investors exhibit momentum chasing and “noise herding” behavior. There is also a positive “market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uninformed trading activities. We find that the “clustering” of trading activities by uninformed and informed traders seem to be more likely on low volume days, and the uninformed trading activities are responsible for most of the stock trading volatilities.

本文综合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分组比较法，检验了涨跌幅限制在中国股市的运行绩效。结果发现，涨跌幅限制会引发波动性溢出效应、价格发现延迟效应以及流动性干扰效应。因而本文得出结论：涨跌幅限制并没有降低股价波动性和投资者的过度反应行为，相反却阻碍了均衡价格的实现过程和投资者的正常交易活动。随着市场的规范和成熟度不断提高，我国股市应逐渐放宽涨跌幅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