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系统性风险问题凸显，亟需立足中国金融实情，准确衡量金融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广义自回归得分模型（GAS）和 BE—MES 模型，构建了包括旋转 Copula 和其本身的时变混 Copula 模型—DMC-MES 模型，并将其用于度量 2012 年至 2018 年沪深 300 成分股中不同行业的边际期望损失（MES），力求对系统性风险有更好把握。研究结果发现：（1）该模型可以很好捕获非线性相依关系，将非线性相依结构清晰分为上下尾相依结构；（2）除部分金融机构外，其他机构的左尾相依性要大于右尾；（3）各个机构的风险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活动领域，相同部门机构的 MES 相近；（4）与国外研究相反，国内银行机构的风险贡献度最小，风险贡献度最大的行业为券商和房地产行业；（5）金融类机构在市场下跌期的波动性小于其他行业，并发现在2015年股灾发生前这类机构的 MES 值就已开始下降。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的加深，金融风险通过各种渠道的传递愈加频繁。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市场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本文利用汇改以来 200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的数据，基于误差修正模型与 TARCH 模型，实证研究了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的长期关系和时变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汇率、国际资本市场变动与中国股市波动呈现明显的时变性，汇率的下降即人民币的升值，造成了中国股价的下跌。国际资本市场与中国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对中国股市冲击的概率更大。此外，国际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对中国股市的冲击力度存在较为明显的“杠杆效应”。并提出了避免由于风险传递的时滞导致金融政策的误判；积极引导资本市场投资者预期，降低资本市场的动荡幅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场风险监控体制，做好风险预警等相关政策建议。

汇率制度选择是国际金融领域重要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造开放型新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一国汇率制度选择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关系。通过数值模拟与福利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条结论：(1)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实行相对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本国福利的提高，这种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尤为明显；（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会增加本国的福利损失，且在越为固定的情况下，这种福利损失越为明显；与此不同的是，在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下，福利损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且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加，这种降低更为明显。本文最后还通过对 20 国集团汇率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

本文基于“行为学习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从全新的视角探讨核心高管股票崩盘经历对公司未来崩盘风险的影响。文章首次构建核心高管崩盘经验指标体系，经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核心高管经历的崩盘事件越多、崩盘程度越严重，其所在公司未来的崩盘风险越低；第二，行业内其他公司的崩盘教训能为高管敲响警钟，降低其所在公司未来的崩盘风险；第三，核心高管崩盘经历距离当期较近时，崩盘经历对公司未来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大；第四，核心高管较为年轻时，崩盘经历对公司未来崩盘的影响更大。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本文考察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地方官员存在晋升激励时，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显著降低。这一关系在雇佣过度和雇佣不足均显著。第二、在雇佣不足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未随着雇佣的增加而提升的原因在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存在明显错配，这导致劳动力结构发生扭曲，从而无法达到劳动力最优配置。第三，引入地方矿难死亡人数为工具变量，2SLS 回归与安慰剂检验均显示，本文结果不受内生性影响。第四、在国有企业、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年份、期满晋升、官员学历较高的子样本中，晋升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同时，基于市长或书记晋升、正常与提前晋升以及是否首都或省会城市的横截面检验验证了结果稳健性。整体上，本文对深入理解政治晋升内在机制及官员晋升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劳动力结构配置的扭曲有重要意义，这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参考。

股权质押在 A 股市场十分普遍，质押风险防范是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基于 2004-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样本研究发现，存在股权质押的大股东增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质押比例越高、面临的预警压力越大，大股东增持的可能性也越高。进一步地，尽管存在股权质押的大股东增持公告的市场反应相对较差，但依然显著为正；而且，增持企业的长期市场表现显著好于同样面临预警压力但未增持的企业。这些结果表明，尽管投资者能够识别大股东增持的不同动机，但增持仍是大股东应对股权质押风险的重要手段。本文的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股权质押风险防范的研究、加深了对大股东增持动机的理解，而且对企业应对资本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监管层出台救市措施具有重要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确立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量化标准，与该认定直接相关的则是巨大的税收优惠。据此，本文研究减税政策与公司研发操纵的关系，以及研发操纵对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为获得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公司会操纵研发投入以达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门槛，该现象在民营企业、盈利企业以及位于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相比其他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达到或刚刚超过法规门槛的研发操纵公司，其研发投入与公司未来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数量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弱。研究表明，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不同，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公司管理层进行研发操纵，最终导致公司研发绩效下降。本文不仅丰富了基于门槛的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还为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和执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通过构建古诺模型和斯蒂尔伯格模型两种框架并将设立风险投资的创新成功概率沿吸收能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内生化，本文对经典公司风险投资行为模型进行了拓展，藉此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的关系及母公司和行业异质性对这种关系的调节机制，并基于 2005-2017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匹配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及工具变量法等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通过组织替代和战略竞争的双重效应，中国企业从事风险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创新水平，在创立风险投资后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相对于非无风险投资企业更为明显的提升；（2）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自身吸收能力越大的企业，新创企业的知识创造对其基础研究越有价值，设立风险投资的组织替代效应越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明显；行业竞争水平也有与吸收能力相同的调节作用，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对竞争对手创新空间的挤压效果更明显，战略竞争效应更显著，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设立风险投资无任何创新效果不同，高竞争行业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后其专利申请和创新效率均有明显提高；（3）大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具有更高的创新效应。本文还就如何提高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在地级市层面考察了中国地区间金融扩张相互影响的特征和机制。金融资源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晋升激励机制影响下，地区间围绕经济增长的竞争，会导致金融扩张在地区间存在竞争效应，从而同属一个省区的不同地市金融扩张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部分金融机构可以开展异地业务，从而使得地区金融扩张也具有溢出效应，地理邻近地区金融扩张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市 2005-2011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并精巧地构造空间权重矩阵，识别出地区金融扩张同时存在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 28 省份 2006-2017 年的地方投资平台债务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稳健地表明，地方投资平台债务上升能够在短期显著提振经济增长，并且在长期内仍然有显著促进效应，表明在现阶段，中国政府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具有投资于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效果。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地方投资平台债务上升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和投资增长率，并未产生挤出效应。在当前防范地方债风险的背景下，本文建议在存在基础设施瓶颈的条件下，经济衰退期可以执行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治理衰退、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政府债务的积累速度。